近日确认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效率，而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不作为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舆论监督渠道就出现了，因此今天我们就来了解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看舆论监督的法律作用有哪些，相关概念是什么？
舆论监督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今天，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利益诉求的相继出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变化，给舆论监督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不熟视无睹、不主观武断、不推波助澜，在掌握新规律的基础上，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准确，把握更适度、更科学，这样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以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舆论监督是党和国家六大监督体系中最特殊的一种，它的实质人民的监督。因为无论从广义上理解的公民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自由，还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公民依法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和呼声，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权力和自由，都是人民群众通过舆论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以及社会事务实行的监督。
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
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其实，重视新闻批评不仅是执政党的一项方针政策，而且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4条涉及新闻: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社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发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条文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的。但承认言论自由，与承认针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毕竟不是一回事。公民可能享有批评其他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一定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人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除了谏官以及某些级别的官员可以在随时可能撤销的恩准之下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之外，其他人是必须沉默的，或在忍无可忍之时诉诸于暴力的反抗。在中国君主专制时期，一般人批评朝廷及其命官构成"诽讪"、"谤讪"或"诽谤"等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批评政府及其官员曾被称为煽动性诽谤(seditiouslibel)，也是一种犯罪，言论属实不是抗辩事由。一个按民主原则安排制度的国家，是否承认公民享有揭露以及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多数国家只规定言论自由权，并未提及揭露和批评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可以从宪法解释中引申出来，在实践上则由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展而得。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这之间可能有一个过程。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异常迅猛，但是中国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体系却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强新闻法治的研究不仅是新闻传播事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新闻舆论监督影响面广，反应最快，震动也大。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闻媒体中曝光，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使问题能较快较好地解决。中国在监督司法方面做的很多，但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其潜在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对此，中国法学界一些年轻的法学家一直比较冷静。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还是应与社会舆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舆论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的监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
(1)社会舆论反映的结论或观点并不必然公正，历史上曾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从统计学上看，"好人"和"坏人"在社会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因此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界也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
(2)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知识，需要专门的技术，过多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张"外行领导内行"。
(3)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东西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法律运行必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波动;而相对说来，法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及职业规则的要求，都使审判机构相对来说可能更冷静一些。
(4)能引起社会舆论的案件常常涉及到的是政治性的、道德性的问题，对这些案件的政治性的、道德的评价，不应指导更不应替代法律的评价。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更有可能是给具体的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5)现实生活中，如果涉及司法案件，舆论界大都是依据新闻报道的事实和历史社会背景，依据社会的道德意识以及实体法常识来评价法院的决定，并且往往是从判决的最终结果来进行评论。而司法判决所依据的必须是现行的法律，依据法律所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实体法，而且要考虑程序法，因此有些司法判决不可能令舆论界满意。③由此可见，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还是不能过于"亲密接触"，否则就会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这就是新闻监督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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