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而公权力的运作必须通过具体的个人来实现，行使权力的个人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当个人把手中的权力作为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时，公 共利益则变成了个人利益。因此应当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防止行政权力侵害公共利益。在诸多监督中，法院的司法审查最具公正性。“没有司法审查，那么行政法治就是一句空话”。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运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为具体行政行为。而许多行政机关出台的规章因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而违反了宪法的要义，对人民的权利及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将层次较低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民权益，而且有利于我国的宪政建设，增强宪法的权威及可操作性。学者马怀德先生认为，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它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其它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逐渐增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日趋严重。为了有效地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及时解决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各类争议，有必要将抽象行政行为尽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普通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复性，加之层次多、范围广，因而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一旦违法，将会给众多的人造成损失。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并予以撤销，那么就可能导致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害性和破坏力，因而更有理由将其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由于行政诉讼法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其它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权限，推卸责任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这些问题即出现在行政机关的“红头文件”上，它已不是某个具体工作人员的违法，而是整个部门的违法，是一级政府的违法。政府通过制定“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剥夺、限制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从而达到为私利、部门利益之违法目的。要改变这些现状，必须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page]
马怀德学者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侧面，反映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社会发展必然性。如果法律赋予人民群众对上述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那么，一些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可能会得到遏制。从我国司法机关的性质考察，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监督。司法机关是裁决所有法律争议的国家机关，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同样可能导致争议，所以法院根据公益诉讼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或公诉机关提起的公益公诉裁决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是实施司法职能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此类争议的必要途径。
第四节 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根据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成熟，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还在摸索，民主法治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在这种客观前提下，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事件急剧增加以及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职责等违法行政行为都使行政公益诉讼有必要建立。
首先，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事件急剧增加，通过非法手段侵吞、破坏、浪费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尽管国家专门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一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有关机构和人员的职责，然而许多违法者依然逍遥法外，而有的组织或公民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大胆检举、控告违法行为，有的无人理睬，不了了之，有的还遭受打击报复。许多地区和企业，为地方利益，小集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趁企业专制或中外合资等机会低价评估和出售资产，使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据不完全估计，从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为5000亿元。 在现阶段，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更加严重。在入世后这种局面面临更大的挑战。按照市场准入原则，外资的进入使得中外合资的机会更为广泛。不法外商利用合资的机会侵吞我国有资产或地方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负责人捞取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现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种种事件说明公民的监督权和检察机关国家的法律监督权，如果没有程序法上的保障将是一纸空文，正义将不能得到伸张。
其次，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事件层出不穷。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形式，市场主体对利益追求的内在冲动又往往具有难以遏制的，甚至无法满足的趋向。因此违法经营，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不遵守竞争规则、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大规模污染环境、土地开发中的不合理利用问题，政府在公共工程的审批，招标和发标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犯其它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特殊部门实行垄断经营等等。它们所侵犯的客体不只是某个特定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而要遏制这种严重损害公益的行为，光靠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建立行政执法为主、行政公益诉讼为辅的双重制约机制。[page]
最后，大量的行政违法行为司空见惯，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履行法定义务。仅以行政处罚领域来看，就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处罚失控，即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既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法律尊严。 具体表现在：(1)行政机关任意设定处罚权。(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平处罚相对人。(3)行政机关处罚权管辖不明确，出现了多个机关争夺处罚权。(4)处罚不遵守法定程序等等。另外，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2002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行政案件13万起，告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的为8万起之多。 在大量的行政违法事实面前，唯有对“公权力”实施控制和监督，才能防止其不被异化。因为“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因为权力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要求加大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力量，而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无疑可以发挥一种有效的监督作用。使行政权力置于人民的监督之网中，而这种网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第五节 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文化环境
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准确地讲，是一个权利最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一个权利发展显著的时代。”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使公益诉讼有了很好的文化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赞同和承认人们行为方式多样化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尊重人们的“个人偏好”和个人选择的，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偏好，是因为作为“理性”的人总在追求着自身利益或价值的最大化。影响这种“最大化”的因素不仅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个人爱好、兴趣、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比如有的人总是自私，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从不去做;而有的人持守中庸之道，做事不偏不倚;但总有一部分人凡事爱较真，追求正义、公正，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事就是不能容忍，你可以认为他们爱出风头，或者追逐虚名，但事实上这一部分人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常常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玩命地与损害公共利益、践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他们的行为也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吻合，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该有权利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我们的法律应该既支持“各扫门前雪”，[page]
又支持扫除“他人瓦上霜”。所以，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一条可行性途径。
第四章 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
公益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公益诉讼整个阶段都起着指导作用的准则，它对公益诉讼的主要过程和主要问题所作出的原则性规定。本人认为，针对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可以规定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节 有利于尽可能地保护公共利益的原则
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外乎是想通过运用司法程序来达到对公共利益保护的目的。因此，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中一些具体制度的规定应该有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有助于扫除阻碍公益诉讼制度的各种障碍。
第二节 预防滥诉的原则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最主要的特点，是公民都可以依法起诉违反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主体及其行为，由于原告是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因此，不排除一些滥用公益诉讼诉权以达到其它目的可能性。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遏制上述现象的发生：
1、报告制度。即公民可首先将严重违害公益的行为向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检举，如果有关部门在规定期间内对报告、检举不予处理或答复的，或处理得不满意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法院把关。法院在正式收到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书后，应对起诉的内容进行审查，以保证所控违法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排除没有事实根据的起诉。必要时也可由人民法院举行听证会，借鉴行政处罚的制度，召集原、被告以及社会有关人士，在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以决定是否立案和进入实质审理程序。如果听证会决定不予立案而原告还坚持起诉的，由法院责令原告缴纳一定数额的诉讼保证金，在原告败诉后予以没收或补偿给被告，若原告胜诉，诉讼保证金由法院退还原告，并给予适当奖励。
3、严控恶意滥诉。恶意滥用诉讼权的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明知被告并没有违法行为，但为了陷害被告或给被告制造麻烦使之陷于困境，扰乱被告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起诉被告的，应该追究原告的侵权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第三节 原告胜诉后应给予奖励的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中，都规定了奖励揭发，检举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既然揭发，检举违法行为应当得到奖励，那么公民作为原告对违法主体及其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胜诉后得到一定奖励是不容置疑的。[page]
违法行为，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和正义的践踏。公益诉讼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秩序的呼唤，要求司法机关惩恶扬善。这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是国家主人翁民主权利、民主意识和责任感的高度体现，应该给予奖励，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奖励是对“护法”行为的积极、肯定的评价，通过物质、精神奖励，将利益与“护法”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守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行政公益诉讼，使公益诉讼这种监督机制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第五章 我国现阶段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路径选择
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解决一些观念和理论上的问题外，具体实行起来却很复杂，或者牵涉到现行诉讼法的修改与协调，或者涉及一些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在现阶段，针对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行政违法(作为和不作为)的现状，迫切需要首先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以尽快解决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障碍：一是解决对损害社会公益之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二是扩大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三是将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明确化，具体化，即确认其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抗诉权。
第一节 扩大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起诉资格
为遏制社会公益损害日趋严重化的需要，修改《行政诉讼法》已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其中确认对损害公益之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扩大原告起诉资格。公益诉讼在我国行政管理方面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一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公益特别是诸如国有资产流失，土地开发中的不合理利用，政府在公共工程的审批和招标，发包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政策性价格垄断等被侵犯而得不到司法救济。二是因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决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我国行诉法的立法宗旨有两个，一个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确保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虽然私权益之保护是行政法乃至一切部门法的终极宗旨，但若行政主体如不依法行政，其对私权益的侵害或威胁就无处不在。申言之，即使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尚未直接害及私权益，但其存在本身对行政法治的破坏，对社会公益的侵犯，私权益也将因此失去存在的根基。由此可见，确保依法行政这一宗旨有其独立价值，并不依附于保护私权益这一宗旨而存在。行诉法的两大宗旨表明，行政诉讼中既应有私益之诉，也应含公益之诉。在这一方面，现行《行政诉讼法》显然有违其立法宗旨。[page]
此外，扩大原告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起诉资格，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的要求。目前，我国只有《行政复议法》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但仅限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为了更好地实施行诉法的宗旨，为了同《行政复议法》好衔接，建议我国行诉法将来要确立对抽象行政行为至少是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抽象行政行为的显著特征就是对抽象的不特定性。若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来看，这种对象的不特定性将导致司法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的无法被审查，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可以借鉴法国的越权之诉和日本的民众诉讼的分类方法，将我国的公益诉讼界定为三类：一是民众之诉，指申诉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其利益因公益受损而最终会受到间接侵害，法律授权这些人提起公益性诉讼。二是受害人之诉，指的是行政行为同时侵害到公共利益，允许提起含有私益内容的公益诉讼，其诉讼请求包括公益和私益。三是机关之诉，指负有公益责任的机关(检察机关)有权就其它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这三者的关系，前两者均为公民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作为公民提起
诉讼的补充。
第二节 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及诉讼费用
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要体现出维护公共利益的特点，但是要符合行政诉讼的相关原理。具体而言，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比一般行政诉讼宽。包括某些抽象行政行为(仅规章以下层次较低的抽象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行为侵害具体相对人的权益时，即使受害者不敢诉，不起诉，不愿诉，也不应别人越俎代庖，应当通过法制宣传，建立支持起诉制度加以解决，但却不是公益诉讼要解决的问题。确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把握住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本位观念。，其范围应该包括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侵害的行政争议。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行政机关作为侵害公共利益，受害者为不特定多数人。2，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3，行政机关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4，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规章以下)侵害公共利益。
在一般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公益诉讼在诉讼过程中，也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这样才能更加体现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即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纠正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负举证责任，体现了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本意。
诉讼费用的承担方式。按照立法，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者承担，原告先行支付。然而公益诉讼一般牵涉面较大，诉讼费用相应较多，所许费用往往非公民一人能承受。如果仅以诉讼费用问题而将原告拒之门外，这无异于强迫公民放弃对公益的诉讼。有必要吸收其它国家的先进经验，适当减轻公众因提起公益诉讼的承担的费用，对诉讼费用的分担做有利于原告的规定。比如在法国，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事先不交纳诉讼费用，败诉时再按标准收费，数额极为低廉。[page]
奖励及限制。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是为了私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为了公益，但其提起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监督行政，维护社会公益。但是为了防止滥诉，恶意滥用诉讼权的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明知被告并没有违法行为，但为了陷害被告或给被告制造麻烦使之陷于困境，扰乱被告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起诉被告的，应该追究原告的侵权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这一点在前面已有所论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