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件典型的民事案件以及今年发生的其他案件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每一个权利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求不同的方法，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专门研究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法的专家，杨立新告诉记者，看到这些，他备感欣慰和满足。
“30年前，当我刚刚开始涉及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个法律叫做侵权法，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有一种权利叫人格权。”杨立新感慨道，30年后的今天，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侵权责任法，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人格权。这样的巨变，正是几十年前我们在研究时所追求的。
2009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意识空前高涨。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即举起民法的大旗，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的大旗，大张旗鼓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侵权责任法”草案经过二审、三审，已经深入人心，几乎人人都知道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权利的重要意义。在杨立新看来，维权行为的东奔西突，反映的正是这种权利意识的高涨，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真实面貌。
闫德利，她的权利遭受严重侵害，但警方出动，进行侦查，将侮辱、诽谤的行为人绳之以法，权利得到保护;罗彩霞，不仅通过诉讼保护了自己的姓名权，而且追究了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范后军，被列入“黑名单”进行封杀，几年主张权利，但仍被判决列入“黑名单”是正当的;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不得不开胸验肺……
“权利得到张扬，受到法律保护，应为喜，尽管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造成了痛苦，但毕竟有了法律的保护。在一年来的民事案件中，与权利保护请求的东奔西突相对应的，是维权结果的有悲有喜。”杨立新总结认为，维权结果悲喜交织的原因之一，在于有关单位和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
在杨立新看来，维权结果悲喜交织与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也有较大关联。法律是统一的，而法官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才会出现爷爷奶奶探望孙子在法律适用上的巨大差异。这里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当然也有超出法律规定的维权主张，对于这样的诉求法律不予保护是必然的。
盘点2009年的民事案件，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力量。回顾一年来为权利而斗争的人的经历，展望新一年发展前景的时候，杨立新期盼着“侵权责任法”的呱呱坠地，以及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侵权责任法”能发挥重大作用。伴随着这部法律的诞生进程，有这样的一些人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就为这部法律的诞生贡献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