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37岁的快递员邱师傅，近日在送货路上猝死。据说，他平时身体一直不错，但“工作很累”，几乎每天都是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
快递员长时间操劳以及猝死，并非新闻，多年来屡有报道，但这名壮年快递员生命的消逝，还是引起各方注目，既有对逝者的同情，也有对快递员猝死背后快递行业管理失范的反思。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相对于网民一边倒地认为邱师傅系“过劳死”，媒体在报道时很少提到“过劳死”。出现这一现象恐非偶然，而是暴露出有关领域的一大尴尬：“过劳死”仅为一个俗称，既无医学上的明确定义、认定标准，也无法律上的清晰界定，《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法定职业病目录均无“过劳死”的相关规定。
而这一尴尬的直接后果就是，除非像邱师傅那样猝死在工作岗位而被认定为工伤，更多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或工作岗位之外的“过劳死”很难维权。
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过劳”已成普遍现象，“过劳死”不仅威胁着像邱师傅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也在向高科技领域、白领阶层蔓延。在以人为本的当下，对于“过劳死”，医学认定标准、诊断尺度以及法律规定、法律救济，不能再缺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