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50后”、“60后”农民工大都快到“退休”年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率很低。因此如何养老，就成了十分沉重的话题。
如今，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2011年的14.3%，暴涨了3倍还多。但据去年(2012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543万人，覆盖面小得令人担心。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普遍对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任，加之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企业不愿为农民工缴纳费用等情况的存在，加重了参保极不理想的状况。很多农民工对“新农保”、“社保续接”等政策是怎么回事，甚至都弄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只有把“养老”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养儿防老”和“老而不休”上。所谓“养儿防老”，就是希望老了以后，能够投靠子女。所谓“老而不休”，就是到了“退休”年龄依然不敢休息，而是趁着还能动弹多干一点，尽量多为养老攒点积蓄。这些老人，退休没有年龄概念，不存在延期或者提前的问题，而完全看身体的条件。当他们实在干不动了，就是他们“光荣退休”的时刻。
“养儿防老”固然是传统的养老模式，可是由于几十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红利不复存在，我国也进入老龄社会;而“四二一”甚至“六二一”结构的家庭，再想依靠年轻人养老，基本就是靠不住的。况且现在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年轻人也得面对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种种重负，他们自顾尚且不暇，养老就成了有心无力的奢望：“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没有能力”。至于“老而不休”，因为违背了人的生理规律，过度透支了体力，比“前三十年拿命换钱，后三十年拿钱换命”，更加不堪回首。
有学者指出，养儿防老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它主要靠道德伦理维系，却又受制于子女健康、收入等诸多因素，“不确定性”十分之大。因此，我国必须从“养儿防老”、私力救济的传统社会，转型到“政府防老”的现代公民社会。既然“政府防老”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标志，就应在如何养老上加大力度。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更应该及时提上日程，采取能够采取的措施，推动问题的解决。比如，提高农民工“五金”的落实，让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比如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社保体系。此外加快户籍改革，打破身份藩篱，给农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间，以此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要知道，这关系到农民工晚年尊严地生活，而尊严，不能单靠伦理道德，还必须有制度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