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XX，我现在主动投案自首。”“我叫庞XX，现在主动回国投案自首，配合组织调查问题。”4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文章介绍“天网”行动重大战果称，两名潜逃至国外的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
潜逃到国外的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后将会接受怎样的司法审判?是否会对其进行刑事豁免?如何豁免?在逃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案情、有立功表现后，是否会成为英美国家描述的“污点证人”?媒体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证据并不充分情形下，承诺对犯罪嫌疑人罪行进行豁免以换取其供述或证言，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走私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2011年7月23日，逃亡长达12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国。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鲁XX评价称，“赖昌星案的依法查办再次显示了党和政府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XX则认为，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其所犯罪行相比判决依然较轻，“按照逃亡前的法律规定，他应该判死刑”。“这尽管从平衡被告和原告利益角度看不公平，但从法律角度看，是合法的，公正的。司法要做到的首先是公正。”
洪XX认为，国际追逃和国内追逃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投案自首进行宽大处理的限度不同。“国内追逃的宽大处理可高可低，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在中间取一条线，也可以在刚够宽大条件的地方对其宽大处理。国际追逃一般惯例取投案自首宽大处理的最高限，一般也没有判无期徒刑以上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汪XX认为，国家为达到追诉和惩罚罪行较重罪犯的目的，在证据并不充分情形下，承诺对犯罪嫌疑人罪行进行豁免，以换取其供述或证言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我国法律法规“尚不能承载英美法系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的全部功能”。
“我国刑事法律中并没有‘污点证人’的表述或专门以其为内容的制度设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诉讼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初XX表示，我国“污点证人”的表述主要出现在学术研讨领域或新闻报道中。
“英美法系的‘污点证人’豁免与我国的‘自首’关系不大，但与我国的‘立功’制度有一定相通之处。”初XX认为，我国通过刑罚权行使的一定让步，鼓励被追诉人为追诉他人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提供重要信息，或通过不起诉制度实现对其相关刑事豁免。
洪XX对此表示赞同，“目前‘污点证人’这个提法纯粹是在学术界，法律上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所有的官方文件，包括人大制定的法律、政府制定的法规以及‘两高’制定的司法解释等，都没有用过这个概念。”
“英美法系的‘污点证人’相当于我国的共犯。”洪XX认为，我国没有专门为“污点证人”设置的司法程序和证据制度，“对犯罪分子的豁免没有预设，比西方的‘污点证人’制度更好。它能平等地对待一切犯罪嫌疑人。”
在跨国追逃中，我国多用减刑、宽大处理等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劝返。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需要等价互惠，另一方面当引渡和遣送不能施行时，只能实施劝返，“用回国减轻刑罚做利益交换。”
但“这也不能把他叫做‘污点证人’。因为我们不是让他回国当证人，而是让他回国受审。实际是在免掉犯罪嫌疑人部分罪责基础上，使他的犯罪行为受到惩罚，维护司法公正，挽回国家经济损失”。
合理限制“罪行豁免”
我国应该施行“有限的罪行豁免”，即使用罪行豁免而非证据豁免。
“被告人高山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4年9月12日，备受关注的“高山挪用公款案”正式宣判。
高XX为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2000年至2004年间，他伙同黑龙江世纪绿洲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东哲、李东虎等，以非法手段占用多家存款单位巨额存款。案发后，三人分别逃往加拿大。
2012年8月，高山从加拿大回国投案，并如实供述涉案事实，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该案成为我国跨国追逃中因自首而被减轻刑事处罚的重要案例之一。汪XX表示，我国法律对与国家合作、协助调查的犯罪分子，在量刑上实行“自首”“立功”制度。
根据我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犯罪分子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与国家“合作”，且罪行轻微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
因此，依据我国法律“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规定，“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对跨国在逃嫌疑人进行的刑事豁免和国内嫌疑人的刑事豁免是一样的，对其判罚同样适用上述规定。”
“目前，我国没有对跨国追捕中投案自首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豁免做特别规定。”初XX表示，“两高”去年10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规定的立功处理方法，与我国当前的立功制度内容基本相同。
洪XX对此表示赞成。他认为，我国现有以“自首、坦白从宽、立功”为主的刑事豁免制度，“与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一致，没有修改的必要”，但国家“应专门为‘劝返’出台一个有标准的司法解释，使其宽大处理的幅度和犯罪程度成反比、和资产追回成正比、和耗费的司法资源成反比、和犯罪嫌疑人悔罪的态度成正比”。
汪XX的观点和洪XX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的本质是，国家放弃刑罚权以换取污点证人的合作，“国家与污点证人之间的一种司法交易”。我国应该施行“有限的罪行豁免”，即使用罪行豁免而非证据豁免。
证据豁免，强调证人提供的证据不得在以后的刑事诉讼中被使用，“证人的罪行能否被彻底豁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证人犯罪的污点并不因作证而被 “涤清”，仍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颇深，若不明确豁免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恐“不能完全消除证人思想顾虑，证人作证效果也会差强人意”。
在汪XX看来，我国“在实行罪行豁免的同时，应对其加以合理限制”。一方面完全施行罪行豁免，虽然对证人有利，但国家却要放弃其享有的刑罚权。另一方面，有的证人可能为了洗脱罪行，在作证时涉及控诉之外的犯罪事实，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增强豁免结果的预期
“通过正式建立配合作证和协助办案的豁免制度，增强其豁免结果的可预期性”。
贪官的命到底值多少钱?2005年3月16日，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因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贪污行为不同判罚的争议。有人提出质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收受贿赂517.1万元被执行了死刑，而毕玉玺受贿、私分国有资产1304万余元却仅被判处死缓?
中国政法大学曹XX教授介绍，贪污数额并不是判罪的唯一条件，虽然有些人贪污数额较大，但认罪态度好，能主动退赔赃款，就可以从宽处理。比如，在赖昌星案中，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顺利引渡回国，那么将对我国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这和“高山挪用公款案”有相似之处。高山伙同李东哲、李东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8.02亿余元，但因如实供述，被判有期徒刑15年。李东哲、李东虎投案后，因拒不交代涉案事实及赃款去向，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5年。
初XX分析认为，这源于“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和立功制度”，“在审查起诉环节，当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配合，并提供他人犯罪证据时，检察机关可以在行使裁量权时不起诉或通过立功表现的法定量刑情节，建议法官在量刑时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
“我国刑事诉讼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汪XX表示，英美法系国家，被告人与证人的身份并不截然分开。“虽然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但在被告人放弃沉默选择供述或辩解或在国家豁免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其身份就转化为证人。证人若不如实陈述，则很有可能构成伪证罪或藐视法庭罪。”
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参与了犯罪，即与案件在法律上有直接利害关系。证人则与案件没有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仅基于了解案情而作证，被告人不会因没有如实供述(如果他选择放弃沉默)而构成犯罪。因此，“我国关于被告人和证人身份的观念和制度与大陆法系国家一致。”
但“我国当前相关制度使嫌疑人的刑事豁免结果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可预见程度较低。”初XX认为，这对跨国抓捕贪官存在不利。她建议，我国对此进行规范，使刑事豁免不仅仅依靠现有实体法上的立功制度和程序法上的不起诉制度，而是“通过正式建立配合作证和协助办案的豁免制度，增强其豁免结果的可预期性”。
初XX认为，我国在现行刑事政策上，如果能引导办案机关行使裁量权时，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配合作证和协助办案情况，那么将更利于打消跨国在逃嫌疑人的顾虑，使其投案自首。
汪XX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就实现追诉和惩罚罪行较重罪犯目的而言，我国应当对“污点证人”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为其供述或提供证言消除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