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对污点证人(以下主要指我国当前讨论中使用的“污点证人”，即与侦控方合作的同案涉罪者或关联案件涉罪者)的关注，源自于其对难以侦破之重要案件的关键作用，腐败案件是此类案件之典型。而令涉罪者愿意与侦控方合作的机制，集中体现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协商与交换。该过程以刑事契约理论为基础，其外化形态呈现为一系列刑事责任豁免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没有规定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但该制度的内在精神在一些刑事制度中有所体现。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揭发他人罪行、提供重要线索或积极协助追逃的，视具体情况可以适用法律中有关立功、重大立功、酌定不起诉等制度的规定处理。但由于酌定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当前的适用范围较窄，即仅在“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时，检察机关才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裁量权，所以，更多时候是通过立功制度来从轻、减轻或免除提供积极协助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如我国《刑法》第390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该条规定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的精神是相通的。
“污点证人”一词发源的英美国家，典型的污点证人大体包括四类：一是共犯;二是被定罪之人，包括监狱里的告密者;三是曾有伪证罪前科或者证言前后矛盾者;四是有提供虚假证据动机的人或者声誉不佳的人。这一全景描述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何谓“污点证人”：上述几种证人在法律评价上或社会评价上存在瑕疵。相应地，英美国家在其身上粘贴“污点”标签的语词立场，在于提醒事实裁判者审慎评价其证言的证明力。
而国内相关评论多在同案涉罪者(或关联案件涉罪者)为侦控人员提供办案线索或证据的语境下使用“污点证人”的表述，语词立场在于强调其与侦控方的合作关系，并且有时将这些人利用自己身份进一步协助侦控方获得证据的做法(即充当侦查实务中所说的“线人”，比如国际足联腐败案件中的布*泽)，也纳入污点证人项下加以评论。
在这一角度上，其实英美国家更多使用的是“协作证人”或“协作者”的表述。当然，在“协作证人”的证言被用作证据时，会涉及对“污点证人”证言审慎评价的问题。
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污点证人制度，但在实践中，也有用污点证人来指证其他被告人的。
污点证人具有以下特点：
(1)污点证人首先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
(2)其犯有符合刑事法规定的罪行，并且是未受刑罚处罚的现实的犯罪；
(3)在国家控诉机关承诺减轻对其指控或免除其刑事责任基础上，充当控方证人指证他人。即该人为国家公诉机关作证，以换取免受刑事追诉或减轻、从轻指控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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