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最广泛适用的法定量刑情节，正确适用自首和立功制度，特别是厘清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对于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刑法对自首和立功实体规定的相对稳定性，从宽处罚规定的相对原则性以及对自首立功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证据效力等规定的相对匮乏性，面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表现形式各异的类似自首和立功行为，实务部门认定时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
1.“形迹可疑”型自首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部门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一般认为，“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查询表现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保安部门或其他有关组织在没有掌握犯罪的基本事实(即何人在何时何地实施了何种犯罪)或者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断定某人实施了某种犯罪时，仅凭工作经验或个别线索对被怀疑对象进行的询问或调查。司法实践中认定“形迹可疑”型的自首，关键要分析两点：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掌握了行为人犯罪的一定证据或者线索;二是行为人当时不如实交代，能否作出合理解释。
在司法机关尚未发现犯罪事实的场合，如果根据被查询者携带、使用等物品的可疑性，或者与目击者、知情者描述的某种犯罪之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活动规律等方面的相似性，司法机关等有关组织足以对被查询者产生合理怀疑的，也就是说足以判断被查询者有实施某种犯罪的重大嫌疑，此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形迹可疑”，被查询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认定为坦白罪行。
2.“犯罪后滞留现场”是否视为自动投案行为。
实践中，有的行为人犯罪后未逃离而是滞留在作案现场，由此被公安机关捕获。作案后未逃离现场，亦未对抗警方的抓捕，在客观上便于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到案后亦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故基本符合自首的立法意图。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与逃离现场后主动投案供述者属典型的自首相比较，未逃离现场并配合、服从警方要求就擒者，其主动接受审判的倾向性更明显，自然不影响自首性质的认定。
3.如何界定主动投案后的辩解与翻供。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后，在庭审中往往会将故意犯罪辩解为过失犯罪，或者辩解为主观上无犯罪意图。对犯罪分子的这种行为，是继续认定自首情节，还是认定其是在翻供，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见的问题。翻供是为了逃脱罪责，是犯罪分子在没有任何法律、事实、证据方面的依据时否定自己的罪行。犯罪分子如果翻供，就会丧失“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要件，从而不能成立自首。但这里需将正当辩解和翻供区别开来，正当辩解是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犯罪情节、定罪量刑的证据等发表看法，而非否定其所实施的客观行为，与翻供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4.对象犯之间的自首与立功。
刑法中的对象犯，一般是指那些彼此犯罪行为互相依托，犯罪分子利益彼此依赖的犯罪，例如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出售假币犯罪与购买假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关于对象犯的自首和立功问题，一般认为，当行为人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必然牵涉到对象犯的犯罪行为，这种交代行为仍然属于如实交代自己罪行的范畴，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page]
5.纪检调查期间交代问题是否认定自首。
对于在纪检监察机关采取调查措施后如实交代自己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大多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中，不少调查虽然名义上是由纪检监察机关执行，实际是抽调检察机关、法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负责调查，并且采取调查措施之前，有关机关一般均已掌握了被查处人一定的犯罪事实及证据。纪检监察机关事先已经掌握有关事实和证据，对被查处人采取调查措施后，被查处人在向其出示有关证据后，才交代犯罪事实的，当然不能认定为自首。纪检监察机关事先掌握的有关事实和证据经查不实，被查处人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其他不为所知的犯罪事实，此种情形符合投案自首的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查处人在调查期间，除了如实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外，还主动交代了与纪检监察机关掌握的不同种罪的犯罪事实，则应当认定为自首。如系同种罪行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
6.二审期间的自首认定。
二审期间的自首认定应严格遵循依法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依法原则要求严格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自首。因此，被告人一审阶段始终翻供，二审期间又如实供述的，二审法院不能再认定为自首。否则，容易滋长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前竭力抵赖，如抵赖不掉二审时再作供述也不迟的心态。反之，被告人一审阶段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条件而被认定为自首，即便在二审期间翻供的，二审法院也不能改变对自首的认定。因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自首符合法律规定，而二审期间受上诉不得加重对被告人刑罚的规定限制，故改变对自首的认定没有实际意义。
7.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理解。
《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前款所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
据此，“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是认定重大立功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始终存有不同理解，导致检法对重大立功的认定不一，并且即便是同一审判机关亦存在不同做法。笔者认为，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定，应当以被检举、揭发、协助抓获的人(下简称“被检举人”)所犯罪行的轻重为基本依据。因为从逻辑上讲，被检举人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性越大，检举人就立功越大。
8.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认定。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为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线索的行为。第二层含义是指，提供同案犯个人基本资料之外的诸如同案犯隐匿地点之类不为司法机关掌握的秘密信息，从而使司法机关抓获该同案犯的以上两层含义当然包括直接协力抓获同案犯的行为。如果交代的仅仅是同案犯的姓名、住址(包括户籍地址)、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这些基本信息本属司法机关能够掌握的公开信息，即使司法机关据此抓获同案犯，也不能认定是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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