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源于2002年8月10日，郭子彬借给周×生、周×财兄弟现金135万元。可快两年过去，虽无数次催讨，但周氏兄弟次次承诺还钱次次放空炮。郭子彬还欠别人30多万元，讨债的天天上门。今年6月17日，他将唯一的房子作抵押从银行贷出15万元，10万元还给别人，留下5万用于讨债。他说，有“职业讨债人”上门招揽生意，表示“不惜一切手段”帮他讨债，事成后按讨回款项的20%作为报酬。他左右为难，对付“老赖”，到底是该到法院起诉，还是该请“职业讨债人”摆平呢?
“民间讨债”其实由来已久，要说“中国民间讨债第一人”，当属山东淄博市民李秋忠。当年李秋忠创办“万帮讨债公司”，到全国各地帮人讨债。平日，他们身着讨债服，骑摩托车，车前小红旗上印着“万帮讨债”和电话传呼。他们采取软磨硬泡派人盯梢、敲锣打鼓哭爹喊娘、赖着不走让你出丑等手段，以赖治赖，帮人讨回了很多陈年旧债，轰动一时。此后，全国各地冒出不少讨债组织，有人甚至呼吁建立全国性“讨债联盟”。
由于先期“讨债公司”恐吓、绑架、扣押人质、扰乱秩序等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00年6月15日，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文，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非法的民间讨债。
一时间，各地“讨债公司”树倒猢狲散，“民间讨债”也转入半地下状态，“讨债公司”开始演变成个体行动的“职业讨债人”。
民间讨债屡禁不止，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法律的尴尬。有些企业债权人就曾表示，走司法程序太繁琐，要支付不菲的诉讼费用，还要承担败诉风险，尤其是执行难的现状，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钱。可见，执行难的确给“民间讨债”提供了生存空间。有数据表明：在我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从而实现债权的案件还不到总数的30%!
武汉市委党校法学部涂克明教授认为，虽然《刑法》中有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罪，但遗憾的是，受该罪名指控的债务人少而又少，无怪乎一些“老赖”有恃无恐。当国家机关不能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退而寻求秩序外的自力救济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此外，讨债的高额利润也是导致“民间讨债”久禁不止的原因。据悉，“职业讨债人”一般视债务难易程度，按实际讨回款项的10%—30%作为标准取酬。
民间讨债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打了法律的擦边球，其盛行是否会造成某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界争论不休。
有学者认为，债权人(包括他的委托人)向债务人追债是一项正当权利。“职业讨债人”为委托人追债，从法律上讲，属民事代理行为，单纯从行为性质看不存在违法之处。“老赖”横行，本身存在扰乱社会治安的隐患，“职业讨债人”的出现，意味着在法院执行措施之外，还可用“民间执行措施”补充，有其积极意义。
一些企业界人士也认为，“职业讨债人”采取“纠缠不休”等手段追债，虽然办法土了点，但能解决根本问题，把钱要回来，只要不用旁门左道，还是不要一棒打死!
广州市公安局警察胡冰却认为，有些“职业讨债人”宣称能让那些法院都难以执行的“老赖”乖乖还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暴力、胁迫、色情、地下交易等非正当手段的帮助，何以能啃下硬骨头?
广州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律师认为，虽然“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民间讨债从法律程序、操作方式上看似合法，但改变不了有偿法律服务的性质。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法院态度似乎比较鲜明。有“讨债大王”之称的四川人杨力就曾被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司法拘留15天。法院解释原因除了他在法院大吵大闹外，就是他的所谓“追债”行动，带有黑社会性质，已构成干扰法院执行。广州某法院执行庭长就认为，对于法院正在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只能委托合法的代理人协助法院执行，“职业讨债人”撇开法院自行其事，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属干扰法院执行。
有学者认为，如果国家能加大对“老赖”的打击力度，如规定欠账不还，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在一定情况下(如有钱不还)还构成拒不履行债务罪，老赖就不会太猖獗，“民间讨债”也会失去部分生意来源。还有学者认为，司法机关应尽快破解执行难题，尽可能恢复债权人对通过司法途径追讨债务的信心，消灭“民间讨债”的生存土壤。
更多的人则表示，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并非水火不容，可互相借鉴，在现时公民信用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让它们从地下走向地上，在法律上规范，在行业上自律，做到有法可依。民间讨债与国家执法机关优势互补，使之成为私权保护的又一屏障。台湾、香港已有成功先例，依法成立的财信公司拥有合法执行债务催收的权力，法律对催讨方式有规定，并有严格的监管措施，从业人员，法律规定需经专业培训才能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