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侵权的客体
吕忠梅教授在《环境法的新视野》中写到：“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由生存权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权利，环境权不是公民个人对其择住环境的占有、使用、处分权，因而，不是财产权。环境权也不是要求他人不直接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的权利，因而也不是人格权。环境权始终以环境作为权利媒体，要求实现人类价值观的彻底转换，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新型权利。”
（二）环境侵权的主体
有的学者在概念中明确环境侵权的主体是行为人;有的直接以公民、法人冠之;有的则没有指出侵权主体。笔者认为侵权主体应当明确：即公民、法人、其它组织或国家。
（三）环境侵权的受害主体的问题
受害主体可以理解为公民法人，并且仅指当代人，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是否可以作为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主体，是否具备原告资格。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多起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不同，其原告都主要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和受污染损害单位与个人一起向污染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国家作为环境污染案件原告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99年修改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二款：“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时效时办理案件的主要依据，相关的当事人在受到环境侵害时，我国的法律规定这类人的诉讼法律时效为三年。保护我国相关的受到侵害的个人，依法对这类违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相应的诉讼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环境污染侵权是指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
所谓免责事由，是指行为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环境污染危害，但是由于存在不可归责的理由，法律规定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由于免责条件实际上界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范围，所以免责条件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从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看，免责事由有三项：不可抗力、受害人自身的过错和第三者的行为。只要其中具备上述条件之一，致害人就可以免予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
（一）不可抗力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不可抗力免责条件，加了诸多的限制。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且由加害人及时采取了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时，才可以免责。这样，构成污染环境的免责条件，
一是不可抗力仅包括不可抗力中的自然原因;
二是对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及时采取了合理措施仍不免损害。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的不可抗力，才可以免责。对免责条件限制严格，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得到赔偿，这样的规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第三人过错造成损害后果
第三人过错造成受害人污染损害，构成免责条件，
一是要当事人采取了合理措施仍不能避免损害;
二是加害人要对第三人过错举证;
三是这种免责条件适用于一般的环境污染损害。
（三）其他免责条件
战争行为引起海洋环境污染，为免责条件;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造成海洋、水污染损害的，为免责条件;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自身责任引起的，在水污染的场合，为免责条件。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首先，环境侵权行为两相主体大多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是近代民法的两块基石。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其主体间显然已丧失了平等性与互换性。其次，环境侵权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不特定性。现代环境侵权不仅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
（二）侵害对象的广泛性。传统侵权行为是致害行为直接作用于个体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相对较为清晰和直接；而环境侵权则要经过某一“环境”介质(如受污染的空气、水流、土壤等作用于群体或不特定人的人身及公私财物。因此，环境侵权的侵害对象，更为广泛而复杂。
（三）损害结果具有潜伏性、滞后性与放大性。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损害往往要潜伏很长时间。环境损害之所以具有潜伏性，是因为环境的自净能力所决定的。但是，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某种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那么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污染物就会慢慢地积蓄起来，最终损害环境，并致人、物损害。因此，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放大性体现在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现象，经过环境的作用后，其危害结果，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会明显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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