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次药品降价令执行有一段时间了，南京、杭州等地的药店和医院，再次上演降价药品人间蒸发的一幕。媒体认为，在现有医疗利益格局下，医院更愿意使用高价药以获得更多的批零差额。(近日《新华每日电讯》)
这两年，对如何治理药品虚高讨论得特别多，有人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药品，供给大于需求自然就会把价格降下来。于是，我国每年生产的新药排在全球前列。结果，竞争把药厂的利润降低了，创新能力也降低了，回扣支出却涨而不降;还有人倾向于加大“犯罪成本”，但医药代表照常活动，不少医生红包照收，不过做得更隐蔽。
上述方案初衷虽好，但收效甚微，主要在于它们忽略了一个大前提：患者和医生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生开什么药患者就吃什么药，同时也决定药店主要卖什么药。药品种类越来越多，医生的可选择余地就越大，哪一种药品价格下降，他马上换开新药，替换成本几乎为零。
在这场患者与医生的博弈中，由于没有引入更强有力的博弈者，永远都是医生占优势，医生说了算。因此，我觉得，我们整治医生乱开药、收回扣该换思路了———美国做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比医生更强的对手，他们占有的信息甚至超过医生。
美国经验的核心就是引入保险公司监督医生。大多数美国人的药费由私人保险公司承担，而私人保险公司出于自己的利益，必然千方百计要将保费降下来，自然就密切关注医院的开药情况，一旦确认哪家医院开大处方，他们就会考虑取消这家医院的“定点”资格。如果失去“定点”资格，医院的生存就成问题，医院和医生在这种压力下当然会考虑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也不妨考虑在医疗领域引进某个机构，让它们履行与美国保险公司类似的制衡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