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出现，在给职工队伍带来新生力量的同时，也给各级工会组织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维护2.1亿农民工的权益、探索农民工维权新模式成为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主动出击为家乡农民工跨省维权
来自湖北省的工会十五大代表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2007年，在广东东莞一家鞋厂打工的湖北省通山县农民工余才安，在打工期间得了肺病，却因为工厂不批假而耽误了治疗，直到后来病重昏倒在厂房里。工厂派人把他抬到车站买了张去咸宁的车票就不再理会。余才安挣扎着回到家乡后，将自己的情况向工会做了反映。通山县总工会积极为余才安安排治疗，并指派专人赶到广东与这家工厂交涉。通过两地工会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余才安争取到了近6万元的赔偿金。
2007年8月，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罗某在山东威海乳山市一家金矿打工时受重伤，经鉴定为八级伤残。由于当事人存在智障，该矿为其买了一张车票就不了了之。后来，由总工会与司法部门组成的罗田县维权协会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派工作人员带着罗某赶赴山东索赔。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金矿老板，在当地工会的帮助下，最终争取到15万元赔偿款。
罗田县总工会推广的源头入会、双向维权机制，是近年来全总提出的“十项维权机制”建设中的两个具体措施。工会十五大代表、黄冈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熊则宽对记者说，“罗田县总工会和司法局先后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广东东莞和浙江的一些地方建立了城际间双向维权联盟，设立了7个维权办事处和8个维权联系点。通过这些联系点，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可以直接接受家乡工会的援助。”
湖北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村有1100万人外出务工，占全省人口的1/6，其中在省外务工的约有720万人。目前，像通山县总工会积极跨省跨地区为家乡农民工维权的做法，在湖北已经成为工会工作的常态。不仅如此，这些地方的总工会还在一些本地外出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了双向维权联盟，常年派驻工会干部和法律人士协助外出务工人员进行维权。
“在广东我们有三四个点，在浙江有两三个。”工会十五大代表、咸宁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袁亚俊告诉记者，“我们主要是依托当地的同乡会建立外出务工人员维权站，通过这些站点及时获取维权信息，以方便我们及时对跨省维权工作做出安排。”
异地建会让异乡的打工者有了“靠山”
工会十五大代表袁继斌在来北京开会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在大连打工的一名河南新县农民工在10月15日遇到了纠纷，权益受到了侵害，通过“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的迅速介入，不仅迅速平息了可能会升级的事态，还使这名受侵害的农民工获得了合理的赔偿。
“这名农民工是被当地的人给打的，要在以往肯定会出现叫上几十甚至上百的老乡去寻仇和闹事的事情。”袁继斌说。
接这样的电话和处理这样的事情对袁继斌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除了是工会代表和大连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老总以及曾经的农民工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主席。
这个名称有点古怪的组织是辽宁省大连市及西岗区总工会和河南省信阳市及新县总工会，按照“源头建会，属地管理，联合互动，双向维权”的思路和模式，于2003年11月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基层工会组织。
“这个会由我们老家新县的总工会启动建立，然后交到大连市西岗区总工会来管理。”袁继斌告诉记者，“我们是大连市西岗区总工会第51个直属分会，‘五一’是国际劳动节，所以这个特别的数字也成为了我们的品牌。”
袁继斌介绍说，近30年来，每年都有近7000名来自他家乡——革命老区大别山新县的进城务工人员来到大连，这些人的职业大都集中在房屋拆除业。以前，这个群体长期处于无人组织、无人管理的状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往往得不到赔偿，因此有些人会采取偷抢或过激方式来解决，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一定影响。
“没成立工会组织以前，我们老乡每年少至三五个多了十几个会被大连警方立案处理。有了这个组织后，老乡们就像有了娘家，很多人的实际困难得到了解决。所以这五年来，涉及到我们老乡的刑事案件一起也没有发生。”袁继斌说。
袁继斌告诉记者，现在在大连，新县农民工对联合会已经产生了深深的信赖感，有困难找工会已深入人心。另外，通过工会，这些农民工在家乡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转移到了大连市西岗区医院，在大连看病也能就地报销了。
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是工会组织把无单位依托、非正规化就业的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的一个探索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组建工会的一条新路子。这与中国工会十五大提出的“坚持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新时期维权观精神高度吻合。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17日在向工会十五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作为工会维权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新时期工会维权工作指明了方向。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截至目前，全国已有逾6600万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而且势头依然看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