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法律有规定，执行打折扣。在快节奏、强竞争的今天，“朝八晚六”的上下班时间，虽被各行各业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却很难落到实处。如此这般，尽人皆知的“朝八晚六”，被异化为“朝八晚‘留’”了。“晚六”蜕变为“晚留”，不断演绎着“被加班”的职业无奈，不时制造着“过劳死”的职业悲剧。
当蓝领和农民工的“被加班”成为社会焦点之时，各行各业“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被加班”，却成了被“关注”遗忘的角落。仅4月4日~5月18日的一个来月时间，不同行业的7位“白骨精”竟先后因“过劳死”而英年早逝。4月4日，59岁的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江民，因心脏病突发没能迈过60岁这道坎；4月16日，40岁的广东省四会监狱一监区教导员李瑞书，连续工作42个小时后猝死；4月20日，38岁的广东省电白县树仔镇镇委书记邵远见，连续工作5昼夜后猝死；5月6日，40岁的贵州省检察院毕节检察分院反贪局副局长彭文忠，夜以继日督办贪污大案后猝死；5月11日，37岁的腾讯女性频道主编于石泓，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5月17日，安徽省凤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廷洋，外出考察城建和招商引资时猝死；5月18日，58岁的广东省广州市城管局直属三分局副主任科员郭伟贤，在参加完夜间整治泥头车专项行动后猝死……
“过劳死”在许多发达国家被视为职业病。“过劳死”均以个案形式发生，客观上讲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过劳死”表面上看是偶然的，但超强度的身体过度劳累、超负荷的精神高度紧张，日积月累必然造成身心的“亚健康”。难怪一位网友这样调侃“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过劳状态：白天，上班，7：30至17：30或18：00，10小时，不能回家。下班后，继续奋斗，开视频会，听讲座，培训，考试……还是不能回家。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权益，《劳动法》对“加班”给予了明确限定：“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这样的限定不可谓不明确、不详尽，可是，“被加班”为啥仍被人们“习以为常”呢？就用人单位而言，不是通过制定不合理、不科学的劳动定额标准而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就是将加班渲染为“敬业精神”而诱迫人们就范。就各行各业“白骨精”来说，之所以“自愿加班”，不是怕丢了好不容易得来的饭碗，就是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甚或怕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前程。于是乎，“被加班”逐渐定格为“职场潜规则”，成为各行各业“白骨精”职场生存的“关键词”。
“被加班”还会掣肘就业和消费。日复一日的“被加班”，生成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三”挤占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严峻的就业形势，极大地抑制了整个社会就业的扩大。年复一年的“被加班”，迫使工薪阶层“有时间工作，无工夫逛街”，压抑了消费冲动，磨灭了消费行为。据美国学者计算，每增加1小时空余时间，边际消费倾向增长0.24％；一周增加20小时，就会刺激经济需求增长5%.数据表明，全方位遏制“被加班”的超时劳动，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劳动着是美丽的，勤奋工作是一种美德，但劳动应是体面的、有尊严的，不应被“被加班”所绑架，更不应以“过劳死”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