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最近透露，中国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22年下降，言下之意是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财政部有关研究人员则反驳说，此种说法是误解，中国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当，且高于“金砖四国”的平均水平，暂时没有提高的空间。
从收入角度统计GDP，是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理论上，按照收入法统计，GDP包括劳动者报酬、租金和净利息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的间接税以及折旧。其中劳动者报酬，包括劳动者工资、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减去个人需要交纳的所得税)。在美国，雇员获得的这部分收入，还包括社会保障工薪税和养老基金。其他各项，也都有各自的内容。所以，GDP中最后有多少是工资性收入，没有专门的统计，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说连续下降，可能符合人们的感觉，但却不一定准确。同样，中国的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等国家相当，也值得怀疑，因为美国的这一比例大约是60%，中国的这一比例从现有的资料看，远远没有达到。当然，说这一比例只有20%至30%，也有低估之嫌。我们需要看到权威的统计，才能得出结论。
提高居民收入，以增加消费，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从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转到居民消费，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更稳妥的基础上，是中国经济需要完成的结构性转变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加工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单是主张提高工资，却是把问题简单化，甚至模糊了问题的性质了。
需要弄清楚，政府的收入或者居民的总体税负是否适当。因为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在总收入一定时，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就要降低税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50%，而中国则远低于这一水平。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很不一样，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仅指预算内收入，而人家则包括所有的政府收入，按照国际可比口径，中国的政府收入，除了预算收入，还有数量与预算内收入相当的预算外收入，以及预算外的预算外收入，即各种收费、基金、罚款等，这样，中国的财政收入，早超过了50%。而且，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很少有长期达到50%的。无论何种标准，中国的税负都属于高水平，确实有降低的必要。
即使我们假定，中国总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就是工资总额没有出现连续多年下降，国和民的收入比例大体合理，也还须考虑工资报酬的所有者结构问题。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已达0.47，接近社会忍耐的极限。即便不降低总体税负，也需要遏制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比如，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过高，是造成全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核心因素，也与国企和央企存在的宗旨相背离。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的工资都低，都需要提高，而是应有涨有落。
不能一概反对税负高，如果税负虽然高，但是，通过财政支出，税收能够惠及低收入者，就可以抑制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规模有限，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普通收入阶层，特别是工薪阶层。但因为支出结构不合理，诸如行政管理费支出过高，而社会保障支出却过低，作为纳税主体的劳动者，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财政支出不仅没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助长了这个趋势，这也与公共财政的目标相悖。
所以，不能笼统说，工资性收入低，这不是问题的所在，真正的问题是结构。工资与GDP一样，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笼统说工资收入下降，是遮蔽了工资不均的本质。
如何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目前的流行说法是，让工人参与工资决定过程，不再由雇主一方说了算。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也许是今后的一个方向。但是，至少目前看，没有可能性。国外的经验是，工人是分散的，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与雇主讨价还价，代表工人谈判工资的，是工会。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竞争力下降，根本原因是人工成本过高，但是，真要降低，却困难重重，因为背后有行业工会的谈判力量。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工会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角色与担当。
以笔者之见，首先，我们需要权威的统计数据，弄清各行业和地区的劳动者工资水平，究竟如何，这个工资，并非职工工资条上所列的收入，而是包括各种单位福利。其次，垄断行业的工资，并不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没有反映员工的贡献和人力资本的真实水平，垄断行业有通过行政手段，整体减薪的必要。最后，老调重弹，让普惠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加紧覆盖到全体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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