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会女学是中国最早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的女子学校。1844年，英人阿尔德赛女士奉“东方女子教育会”之命，来华在宁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1851年，美国教士琼司女士又在上海设立文纪女塾。1847年至1860年之间，西方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共创办11所女校。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风气渐开，教会女学又扩展到内地。
20世纪初，教会女学更普遍地发展起来。学校种类也渐由最初的女塾发展至小学、中学，进而大学。教会女学为中国人自办女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此后，无论是中国民间办女学，还是政府办女学，都仿教会女学的体制、教学内容及一些管理方法。
西方教会在华创办女学半个世纪后，中国人才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它是戊戌维新的直接成果。维新派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后，又从教会女学中发现兴女学的好处，出于爱国热情，才大肆宣扬兴女学。“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注：经元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又上总署北南洋各督抚宪夹单禀〔M〕.)从189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经元善、郑观应、康广仁等开始筹办女学堂。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教以算学、医学、法学、体操、绘画、西文等近代科学知识。经正女学的创立，是男女平等思想在教育上的初步反映。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男女教育平等，仍然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性。在其教学课程中授以宣扬“三从四德”的《女孝经》、《女四书》等内容，对学生的管理也体现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办学方针以培养贤妻良母为主。这实际上是康梁维新派“相夫教子”、“兴国智民”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结果只是赋予妇女一定的受教育的资格而已。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妇女)认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他们把兴女学看成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更加致力于创办女学堂。继1902年吴怀疚创办上海务本女塾、蔡元培等创办上海爱国女学之后，出现了一个兴办女学堂的热潮，各种女学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据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清学部部务司编)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
各类女学的创建，初步体现了男女教育平等的原则。因为在1907年以前，清政府是坚决反对创设女学堂的。他们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期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后来在民间女学日益获得广大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形势下，清政府才不得不于1907年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承认民办女学合法，并正式开办官立女学堂。从而使女子教育在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女学，则更明确地以男女平等为宗旨。例如，爱国女学的教育方针就是“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注：周天度.蔡元培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28.)，在教学中，也积极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倡导女权。
但是，这一时期兴办的女学，从总体来看，距男女教育平等还有很大差距。因为，男女教育平等至少应包括两点：一是男女享受教育的资格应平等；二是男女教育的内容、目的、方针及受教育的机会都应一样。事实上，这一时期只是完成了男女教育平等的第一步——女子享有受教育的资格。在教育方针、目的和内容方面，除了少数革命人士创办的女学堂真正持男女平等原则，大部分民立女学和全部官立女学都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的。在管理方面，严格男女有别，对女生约束极严，尤其是官立女学，对女生从思想到行动，甚至连服装都作了严格限制。另外，女学堂的数目也远远少于男学堂。1907年，男学堂约有34000余所，而女学堂仅有428所。这一切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当然，任何目标的实现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蹴。尤其是在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中国，可以大胆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而要使之产生实效却绝非易事。仅从民办女学的成长来看，初创之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千百年来的封建习惯势力的非难。“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使人们看不惯女子出闺门入学堂，认为有伤风化。有的甚至造谣诽谤女学生和女学堂，致使有的女生愤而自杀，更多的女生则畏惧不敢上学。这种极大的社会压力，是许多民办女学解散的重要原因。另外，政府和反对女学的人处处采取压制、打击措施，例如，限制经费来源，借口“伤风败俗”强行关闭女学堂等。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淑慎女学堂、铁铮女学堂等就是被政府官吏与土豪劣绅们封闭的。环境如此险恶，但办女学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顽强的抗争和进步舆论的呼吁支持，民办女学终于存活下来，并最终迫使政府承认了女子的教育权。可见，在当时能获得女子受教育的资格已是重大胜利，还无法顾及教育内容、教育机会等更高一级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