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8年12月，被告人张某醉酒后驾驶一辆“别克”轿车，在由西向东行驶时，将横穿马路的行人刘某撞倒。事故发生后，张某立即拨打120电话救助受伤行人刘某，在医护人员将其送走后，张继续留在现场，等待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在被害人重伤鉴定结果做出后，获悉其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张某逃离了居住城市。2009年5月，刘某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张某对该事故负全部责任。2009年6月，被告人张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张某与被害人的亲属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88万元人民币。
[分歧]对被告人在交通肇事后未逃离现场，后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逃跑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结合案情，其逃跑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离现场的行为，故不能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虽然存在拨打120、留在现场接受调查等行为，但其后因害怕受到追究而逃跑，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和目的，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司法解释，应认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应认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符合《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具备交通肇事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二、“逃逸”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是一种明知要被追究责任而逃跑的故意的心态。虽然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但在“逃逸”时，其罪过形态则只能是故意，明知要被追究责任而逃跑。本案被告人虽然履行了个别救助义务，与一般的交通肇事后立即逃逸不同，但从整个案情和被告人张某的主观目的来看，在被害人重伤鉴定结果做出后，获悉其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被告人张某逃离了居住城市，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三、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来看。刑事立法的本意和目的即是惩治犯罪，认定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逃逸”，更能有效地遏制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现象发生，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一种警示。同时，也能唤起交通事故行为人的良知，维护社会的和谐，真正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