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法系国家的物权制度可上溯至罗马法，已二千余年历史，历经演变更迭，不断创新，举凡物权的原则、物权的效力、物权的种类、物权的得丧变更等理论与制度，堪称发达。然物权请求权制度于物权法中似显相对薄弱，不仅表现在理论上尚存较多争论，而且反映在立法上也有较大差异，略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等主要民法典之相关规定便不难察之。 而在我国，物权请求权更为一薄弱领域。立法上，既无物权请求权之法定概念与名称，更无相关之系统规定，仅在《民法通则》和《担保法》中有个别条款的涉及。[1]理论研究也起步较晚，90年代初期才在民法教材中出现论及物权请求权的内容。[2]本文旨在对物权请求权的若干基础理论如物权请求权的制度价值、性质、效力、时效适用等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的物权法理论和正在起草中的《物权法》有所裨益。 物权请求权的具体类型如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作者将另文论述。
一、物权请求权的制度价值 (一) 物权请求权的概念探析 物权请求权，也有称物上请求权(此一称谓是否妥适后文再述)，或物权的请求权，或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系大陆法民法理论上的抽象与总结，而非立法上的直接用语，故其概念表述在各国及学者间或有不同，当为常理。例如，德国民法学说中的物权请求权是指：“消除物权的享有和行使所受到的妨碍，从而恢复物权人原来完满的权利状态”的权利。[3]
物权请求权是置于物权保护制度之中的一项制度，表现为根据妨碍物权享有和行使的各种方式而制定的明确物权人相应权利的法律规范，而德国民法典正是根据各种物权的妨害方式而设计物权请求权的，包括对现实侵害的请求权和将来可能的侵害的请求权。又如，日本民法理论中的物权请求权概念是指“当物权内容之完全实现受到某种情由妨碍时，物权人对于妨害其地位的人，可请求其除去妨害，并请求其为使物权内容能够完全实现的行为”的权利。[4] 我国台湾学者对物权请求权概念的表述略有差异，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排除妨害，回复物权圆满支配状态之请求权，谓之物权的请求权。”;[5]李宜琛先生认为“物权既以直接支配物为内容，故若有加以妨害而致其内容不能完全实现时，物权之所有人得对妨害人请求除去其妨害，俾恢复物权内容之完全的状态”即谓物权请求权。[6]刘志扬先生则独树一帜，认为物权请求权包括两种，一为物主对于一般人之不作为请求，一为对特定人之回复物权圆满状态之请求，前者成立于平时，其内容为不作为，后者则成立于临时，其内容为作为。[7]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人于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得请求回复物权圆满状态或防止侵害之权利，谓之物上请求权” 。[8]张龙文先生认为“为使物权之内容，能充分实现起见，须承认物权人有请求侵害人，除去其侵害之权利，此乃物权的请求权也”。[9]黄宗乐先生认为“物权请求权之云者，谓物权之圆满状态被妨害或有被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排除妨害或防止妨害之发生，得对现为妨害或将为妨害之人请求一定行为之权利”。[10][page]
综诸各家之言，观其要者，物权请求权的概念表述须含下列三项元素：其一为权利之主体，须为物权人，既为物权人则当然包括所有人和他物权人，但不包括占有人;其二为权利之条件，须有对物权的现实或未来之妨害，但妨害的客体是物权行使的圆满状态，而非标的物的实际损失;其三为权利之行使，须为请求妨害人为一定之行为，即积极的行为。 我国大陆民法学者对物权请求权的概念表述与台湾学者之表述略为接近，而有所更新。例如，梁慧星先生认为：“物权请求权指当物权的完满状态受到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保护自己的物权而请求有义务者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11];王利明先生认为物权的请求权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概念是指 “当物权人在其物被侵害或有可能遭受侵害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恢复物权的圆满状态或防止侵害。”，广义的概念还包括占有人的占有保护请求权[12];钱明星先生认为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权利人在其权利的实现上遇有某种妨害时，有权对于造成妨害其权利事由发生的人请求除去其妨害。”[13];马俊驹先生认为“物权请求权即物权人享有的，请求妨害人或法院排除妨害，恢复对物正常支配的权利” [14];陈华彬先生认为物权请求权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回复其物权的圆满状态，得请求妨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15];等等。 作者认为，物权请求权的概念既须揭示物权请求权的本质与功能，又须表明物权请求权的主体与客体。上列诸概念中，王利明先生的观点将物权被侵害认定为物被侵害，不合物权请求权实为权利的圆满状态而非物本身受妨害之特征(物本身可能受有妨害，也可能未受妨害，但物权的正常行使定受妨害);钱明星先生的观点指出了物权的现实妨害但遗漏物权的将来妨害的情形;马俊驹先生的观点将物权请求权的实体性权利特性加入了诉讼权利的特性，故均有未妥贴之处。梁慧星先生与陈华彬先生的观点相对较为妥当。作者十分赞同黄宗乐先生上述所给之物权请求权之定义，该定义完整且准确地概括了物权请求权的上述诸要素，惟持异议者，物权请求权能否“亦称为物上请求权”? 笔者认为传统理论上将物权请求权亦称为“物上请求权”颇为不妥，理由有三： 其一，“物上”者，标的物之上也，即物之本身，突出的是物质或物理属性，而非物权的权利属性和观念属性; 其二，占有保护之诉也是基于对物的占有而提起的，基于占有的请求权实际上也是物上请求权，因为没有对物的占有便没有占有诉权，但占有不是物权，不能将占有请求权称为物权请求权(基于此，本文不论及占有保护请求权); 其三，债权也多涉及物，但债权请求权显然不能称为物权请求权或物上请求权，将物权请求权亦称为物上请求权易于混淆此二者的性质。[16][page]
(二) 物权的民法保护与物权请求权 探讨为什么要赋予物权以请求权，进而确立物权请求权制度，首先需从物权的民法保护制度入手。 物权是民事主体十分重要的民事权利，民法在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广泛的各种物权的同时，更需为物权的行使与实现提供保障机制。物权为支配权，通常情况下，物权人依其自身的意志，无须他人的介入即可实现其物权，享受其利益。但这也使物权容易遭受来自众多的不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侵害，这种侵害的方式可能是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状态的损害，一类是权利状态的损害，前者如房屋被撞裂、电视机被砸坏等，后者如土地被他人堆放杂物而无法利用、汽车借用后被拒绝返还等。对前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侵害人恢复被损坏之物至原来的状态(修补房屋、修理电视机等)，或无法恢复时以金钱赔偿;对后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或返还所有物(搬走杂物、返还汽车等)。由此，民法形成了对物权的两种保护方法，前者称为债权的保护方法(广义上的债权，即侵权损害赔偿也作为债的发生依据之一)，即在被侵害人在侵害人之间成立损害赔偿之债，被侵害人以债权人的身份、依债法的原理与规范向侵害人求偿;后者称为物权的保护方法，被侵害人以物权人的身份、依物权法的原理与规范请求侵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绝大多数场合系为一定行为)，以便其能恢复物权的正常行使、回复到物权的圆满状态。债权的保护机理是创设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物权的保护机理是确立物权请求权。 如此说来，债权的保护方法与物权的保护方法的分野仅在于前者以损失为前提而后者以权利状态(权利行使)受侵害为前提?非也。除此之外，二者在适用范围、效力、功能、目的、构成要件、适用顺序、时效适用等方面均不相同，而这正是物权请求权须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从民事责任)独立的依据(后文详述)。 对物权的侵害行为的多样化决定了对物权的保护不能只采取单一的债权保护方法或单一的物权保护方法，而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恰恰是只规定了债权的保护方法却完全排斥了物权保护方法的适用。 (三) 物权的效力与物权请求权 民法对物权保护除了前述根据物权受侵害的状态等因素而创设债权保护方法和物权保护方法外，还从一般意义上赋予物权某些特定的保障力，以使物权的圆满状态不受侵害，这些为物权特有的保障力在民法理论上被称之为物权的效力。由于物权的这种效力并非立法上的条文表述，而是学者抽象的结果，故为归纳和表述物权的效力便有不同的主张，大体有“二效力说”、“三效力说”和“四效力说”三种。“二效力说”主张物权的效力为优先权和物权请求权。[17] “三效力说”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物权的效力包括优先力、排他力和物上请求权，[18]另一种认为应包括优先权、物权请求权和追及权三种。[19][page]
“四效力”说则认为物权的效力包括优先力、排他力、追及力和物权请求权。[20]在诸学说中，只有优先权和物权请求权是共同主张之效力。由此可见，视物权请求权为物权效力之一种及物权固有之特性，实乃学界通说。 问题在于，物权请求权何以成为物权效力之当然一种?此需从物权的本质特性予以考察。 “物权者，支配物之权利也。物权之本质，端在对于物为直接之支配。”[21];或曰：“物权者，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也。”[22]。物权的本质特征由是可归结为二：一为直接支配性，一为保护之绝对性。直接支配性系指物权人得依自己之意思，无须他人之意思或行为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其权利内容，[23]此特征使物权迥异于债权。保护之绝对性系指“物权人于其标的物之支配领域内，非经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无论何人若擅自侵入或干涉均属违法，法律即给予物权绝对之保护” 。[24] 物权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性和物权保护的绝对性衍生出物权的排他效力与追及效力：一方面，物权人要想达到依自己的意思任意地支配物的目的，必须是在没有任何擅行侵入或干涉的环境下才能实现，从反面推导，一旦出现妨碍物权人行使物权的情形，物权人必须享有排除此种妨碍的权利，以使物权的行使状态回复到完满状态，即无任何现实妨碍或妨碍之虞的状态。
所以，作者以为，排他性不仅仅指“一物不为二主”的物权法原则，即同一物之上不得同时存在内容相同的两项物权，还应包括排除他人对物以主张权利的形式发生的侵害，因为实践中对物权的侵害往往是以存在正当权利为理由的，这正是罗马法“否认役权之诉”的来历[25];另一方面，无论物置于何人手中，物权人均得通过追及力而追及地享有物权。 物权的排除他效力与物权的追及效力是不能自动实现的，要排除他人对物权的任何权利主张或追回物件，必须再赋予物权以请求权的效力，由物权人直接对侵害人主张停止妨害或返还所有物。所以，就物权特性与物权效力角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赋予物权以请求权，所谓的物权的排他力、追及力便无法变为现实，而排他力、追及力不能变为现实，所谓的物权的支配性、保护的绝对性也就形同虚设，整个物权制度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需要对物权的追及力与物权请求权的关系再作一论述。所谓物权的追及力，依学者之通说，系指物权成立后，其标的物无论辗转入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物之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之效力;[26]或依有的学者的理解，追及力是指物权的标的物不管辗转流通到何人手中，所有人可以依法向物的占有人索取，请求返还其原物。[27]理论上而言，确立追及力的意义在于形成物权效力的充分而完满的体系，进而形成对物权的严密保护，但追及力与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制度和交易安全的保障似有轩轾之处，笼统地认为无论标的物辗转落入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请求返还甚或直接支配其物，显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格格不入，因为公示公信原则的制度价值就在于切断所有权人的追索而达到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的目的，所以，就物权法理论而言，追及力难谓有存在之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物权追及力理论从其概念至理论展开均无法契入物权法的逻辑体系：其概念无法定义，其理论与物权法理论相矛盾，因此无法在物权法体系中找到其生存空间。”[28][page]
但若将追及力限定在当物权受有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将其纳入物权的请求权与物权的支配力中，则追及力的概念是能够成立的，换言之，物权的追及力事实上就是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请求权的应有之义，其价值已被包含在物权的请求权和物权的支配力当中。[29] (四) 物权请求权独立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根据 物权受有侵害时，乃意味着侵害人违反了法定之义务，即发生侵权行为之民事责任，物权人依侵权的民事责任，寻求救济，而侵权的民事责任在立法上可以扩大化，救济方式可以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如此一来，通过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制度或通过民事责任制度即可实现对物权的全面保护，何以需要画蛇添足另立物权请求权?将房屋撞裂与强占房屋不还或在房屋旁擅自挖沟危及房屋地基之稳固或拟在房屋前方建立一影响房屋采光与通风之建筑等行为，不都是侵害物权的行为吗?何以第一种情形属于债权保护体系由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予以救济而后诸种性形却纳入物权保护体系由基于物权的请求权予以救济?难道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吗?将同样属于侵害物权的行为分别建立不同的救济制度到底根据何在? 仔细考察侵权行为制度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方式、制度功能等，便会发现将物权请求权从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独立的依据。 依通常见解，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30]
这一定义的“财产”事实上应作限制解释，并不包括合同上的财产权益。换言之，侵权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包括物权(所有权与他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而不包括债权。关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通说为四要件，即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过错。[31]李仁玉先生在考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关于侵权行为概念的共性和差异时指出：两大法系“虽然对侵权行为的具体称谓不同，但是在法律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点：(1)侵权行为必须具备行为这种外部形态;(2)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违反，侵犯了法律保护的利益;(3)这种行为必须致害于受害人;(4)侵权行为的后果不是一般的道义批评，也不是刑罚惩罚，而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损害赔偿。”[32] 侵害物权的方式一般有非法侵入、妨害、侵占、毁损等四类，[33]而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影响、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六种。在这六种责任方式中，前五种方式与最后一种方式即赔偿损失尽管都是侵害物权产生的消极性后果，但彼此存在以下实质性的差异：[page]
1. 责任基础不同 赔偿损失之云者，顾名思义，以金钱计算之形式支付于受损害者，填补期所受之财产上之利益也。故赔偿损失须以发生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并且可以货币价值予以衡量为前提。此处财产上的损失系指物在外形上的毁损，包括损坏与毁灭，致物之原有功用或价值部分丧失或全部丧失。受害人若主张赔偿损失，一则须提出赔偿之数额，二则须证明损失之事实，三则须说明赔偿数额之计算依据。否则，难为损失赔偿之请求。而返还所有物、排除妨害(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实为妨害防止)，不以物受实际毁损为前提，相反，物之外形往往是未受任何毁损，但物的支配力受有妨碍，或被无权占有，或被以各种方式产生妨碍，进而使得物权人的权利状态不复完满，而是遭有缺失，难为正常行使。此责任基础之不同对于判断物权请求权的独立意义十分重大。 这里需要对恢复原状作一剖析。恢复原状，也称回复原状，“系指在经济上或功能上回复其物于损害发生前之状态。” [34]如对缺损之堤坝予以填修，对撞坏之汽车予以修理。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这两种救济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是可以并用的，一般而言，当物发生毁损时，应以恢复原状为优先适应用之救济，盖如此方能实现物之本来价值及物权人对物利用之本来意图，但若恢复原状客观上已不可能，则只能以赔偿损失的方法代之，或是虽然可采取恢复原状的方式，但恢复原状后受害人仍有损失存在，则需同时适用两种救济方式。故若侵害人已承担了恢复原状的责任，而恢复原状后受害人不再有其他损失，则不能再复加赔偿损失的责任，否则形成双重责任，对侵害人不公。
对于此，1969年台湾的一则判例有详细的理由阐述：“查损害赔偿之方法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不能回复原状，或回复状显有重大困难者，以金钱赔偿其损害。原审既斟酌前往现场履勘之情形，认仅房屋与围墙连接处尚未修护，命上诉人予以修复，是已达回复原状之目的，竟又命赔偿贬值之损害，被上诉人岂非受双重利益?虽第196条定有不法毁损他人之物者，应向被害人赔偿其因毁损所减少之价额之规定，但此系被害人不请求回复原状，而迳行请求以金钱赔偿其损害时，始有其适用，被害人既已请求回复原状，能否经请求毁损其物所减少之价额，已非无审究余地，况其对于有何贬值之情形亦未说明其根据，遂命赔偿贬值损害，于情自有未洽。”[35]此判例所述之理由似在说明：恢复原状为与赔偿损失并列之救济方式，受害人选择了恢复原状，则不能再行要求赔偿损失，否则受害人有可能受有双重赔偿。事实上，本案的关键并不在于受害人可能会受到双重赔偿，而在于“对于有何贬值之情形亦未说明其根据”，[36]如果受害人果有遭受贬值之根据，则应当既恢复原状，又赔偿损失，如果采取恢复原状措施后已经完全恢复物的价值，受害人不再有贬值损失，则侵害人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足矣，不应再赔偿损失。所以，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这两种方式是可以同时适用的。当然，恢复原状的方式的具体运用并不限定某一定式，例如甲将乙之围墙撞坏，若以恢复原状救济，可由乙以自己的劳务修复，也可由乙出资雇请他人修复而由乙支付所需之费用。这样，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在适用顺序及宗旨方面均有异，赔偿损失为恢复原状不能时的救济，赔偿损失以物受有损失为基础，以填补受害人的物质损失为宗旨，恢复原状则在于回复物的原来状态，进而恢复物权人对物权行使的完满状态。换言之，恢复原状是排除对物权的妨害的一种具体方式，仍为物权效力之内容，而赔偿损失属于无法排除妨害时的救济方式，为债权效力之内容。[page]
我国学者多将民法通则规定的恢复原状视为物权请求权的内容，[37]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恢复原状并非一种独立类型的物权请求权，而是物权请求权中排除妨害请求权的实现方式之一。[38] 2. 损害型态不同 在适用赔偿损失的救济场合，侵害行为所产生的对物的损害必须是现实的损害，并且这种现实的损害往往是直接地使物的外型完整性即物理属性发生相当之改变，并进而影响物的效用。在适用返还财产、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的救济场合，侵害行为所产生的侵害结果既包括现在已经发生的现实的损害，还包括现在尚未实际发生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并且，受损害的是权利的完满支配状态，而不一定是实际效用的现实损害。当然，这种损害型态的不同也正是两种请求权责任基础不同的具体体现。 3. 归责原则不同 赔偿损失由于是对侵害人的惩罚性制裁方式，通常的情形是侵害人本身并未受到利益，责任的承担就经济利益而言完全是法律强制性加给他的额外负担，故在责任构成要件上须有行为人主观上之可非难性，即有主观过错，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原则(法有明文的特殊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的除外)。“过错之所以被当作‘可归责的事由’而成为一切基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侵犯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因为过错作为一种心理状况具有不正当性或者不良性。” [39] 适用过错原则，一方面受侵害人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举证责任通常情况下由受侵害人(原告)承担，另一方面行为人(被告)则可以自己主观上无过错而进行抗辩，如不可抗力的抗辩、意外事故的抗辩、正当防卫的抗辩、紧急避险的抗辩、第三人过错的抗辩等，若抗辩成功，则行为人缺乏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条件，免予承担责任。
而在返还原物、排除妨害、预防妨害的场合，通常是行为人本身基于对受侵害人物权的侵害而受有利益，权利能量的变化正好表现为此消彼长，即受侵害人权利能量减损，失去圆满状态，而行为人权利能量相应增加，受侵害人缺失的正好是侵害人益增的，侵害人承担的责任不过是将本不该获得的权利增益返还给受侵害人。侵害人获得的这种权利增益在无权占有或侵夺权利人的财产的情形自不待言，在给权利人的物权形成妨碍或潜在危险时也不例外，例如甲自认为对乙之土地享有地役权而擅为通行，即甲的权利明显扩张增益，而乙的土地物权显著受到妨碍，乙行使排除妨碍请求权(罗马法称之为役权否认之诉)以求救济。所以，物权人只需证明权利受有侵害的事实状态(无权占有、侵夺、妨碍、危险因素等)即可，而无需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换言之，物权请求权的构成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不适用过错原则。事实上，物权请求权行使的很多场合行为人都是不存在过错的，但它不影响物权请求权的成立，行为人不得以自己主观上无过错而为抗辩。此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又一重大区别。例如，大风将甲之大树刮倒，横倒在乙的房屋旁，影响乙的出入，并将乙的一头牛砸伤，乙此时可对甲提出两项请求：1、将大树搬走;2、赔偿牛的损失。前项请求为排除妨害请求权，即物权请求权，故尽管甲主观上无过错(树之被风刮倒为不可抗力)，但甲不得以此为由而拒绝将树搬走;后项请求为赔偿损失请求权，即债权请求权，甲得以损失系因不可抗力引起、本人主观上无过错为由抗辩而免予承担。 4. 功能不同 从对罗马法时即存在的对物诉讼到民法法系普遍确立物权请求权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已经知道，当物的占有与行使状态受到妨害时，需要矫正这种权利遭受妨害的事实，裨使物权人能完全依其意愿充分地支配物，免于物权的虚设状态，进而维护社会财富与资源的正常秩序，促进经济之发展与私权之保障，是故，返还原物、排除妨害、预防防害的救济方式的宗旨即在于使受到妨害的物权回复到未受侵害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以物权人能自主支配物、完满地实现物的功效与价值为标准，而不以惩罚产生妨害原因的人为目的，也不以填补物权人的实际损失为考量。由此创立的物权请求权具有十分强烈而明显的功能取向：回复物权人对物的完满支配状态。[page]
换言之，它救济的是因遭受妨害而有缺陷状态的权利，而非物上的直观的经济利益损失。 赔偿损失则不同，尽管它也具秩序维持与私权保障之意义，但由于它以实际损失为责任基础，所以它的首要功能是填被害人受到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使权利人实际丧失的附着于物之上的利益得到大体等量的弥补;另一方面，它以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目的在于通过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谴责而宣示法律的惩诫功能。“在过错责任领域，法律和道德只是对有过错者作出否定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对行为人的特别警告和对社会公众的一般警告。”[40] 5. 责任方式不同 基于返还原物、排除妨害、预防妨害的请求权，侵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表现为以积极的作为达到回复物权人权利完满状态之目标;基于赔偿损失的请求权，侵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为支付金钱。英美法系中的侵权行为也是以金钱支付和弥补受害人的实际财产损失为目的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侵权行为的定义时指出：“侵权法的作用，在于将一个人所承受的损失转移到被认为是造成这一损失或应对这一损失负有责任的人的身上。”[41] 综上比较分析，如果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预防妨害的请求权救济方法作为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而置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内，进而置于债权请求权体系之内，显然与债权请求权包括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有太多的异质性而必然导致债权请求权体系内部的冲突与混乱。学者有言：“物权请求权是否脱离债权体系成为一类独立的请求权，关键并不在于其权利性质本身如何，而在其脱离债权体系的必要性即法律价值。”[42]事实上，将此三类请求权从债权请求权体系中独立出来，成立独立的但依附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纳入物权效力体系和物权的民法保护体系，正是既基于此三类请求权不同于债权请求权的个性特征，又参酌体系协调、立法方便、适用简易之实证考量的结果。 (五) 物权请求权的类型 物权请求权的类型设定是我们又一次惊叹罗马法卓越成就的地方。 从罗马法创设所有物返还之诉、妨害排除之诉、妨害防止之诉始，经法、德、瑞、意、日、中等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的发展，物权请求权的类型仍以罗马法确立的三种请求权为模式，即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