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1994年3月，鲁某的父母在车祸中丧生。鲁某由其祖父母抚养，但其祖父母抚养一段时间后，感觉到年老体弱，无能力继续抚养鲁某，便产生了将鲁某送别人抚养的念头。鲁某母亲的妹妹何某本来已有一个儿子，但听说这个消息，主动上门与鲁某祖母联系，在征得鲁某同意的情况下，未办理任何手续便将鲁某带到自己家中抚养。双方以父母和女儿相称。在此期间何某夫妇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鲁某也一直未将户口转为和何某夫妇一起。2004年1月，鲁某与陈某结婚，两人在度蜜月期间乘坐客车出去游玩时发生交通事故，鲁某当场死亡，陈某被送往医院抢救，后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事后，经公安局交通队责任认定，应当由肇事司机赔偿鲁某死亡赔偿金6万余元。何某夫妇和陈某父母为此款的归属发生纠纷。何某夫妇遂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鲁某的死亡赔偿金归何某夫妇所有。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当事人之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何某夫妇与鲁某的祖父母间并无收养协议，未 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或者在公证处公证，鲁某的户口也一直未迁人何某夫妇户头。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何某夫妇与鲁某间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只能成立抚养关系。但鉴于何某夫妇在抚养鲁某成人的过程中，尽了大部分的抚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鲁某的遗产可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何某夫妇酌情予以分割。另一种意见认为，何某夫妇与鲁某祖父母之间虽无收养协议，也未去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已与鲁某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并得到了村民们的普遍认可。在鲁某死亡后，其应作为鲁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获得鲁某遗产的继承权。由于鲁某先于其丈夫陈某死亡，所以按照法定继承的有关规定，鲁某的遗产应由陈某(即鲁某丈夫)、何某夫妇平均分配。
1992年的《收养法》第15条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的，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除前款规定外，收养应当由收养人、送养人依照本法规定的收养、送养条件订立书面协议，并可以办理收养公证;收养人或者送养人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修正后的《收养法》第15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在本案中，何某夫妇未与鲁某的祖父母订立书面协议，也未向民政部门登记，但何某夫妇开始与鲁某共同生活的时间为1994年，是否能适用《收养法》，首先涉及到《收养法》溯及力的问题。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2条指出：收养法施行后，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审理时适用收养法。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
对于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解除收养关系的，应适用收养法。第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养法施行前对收养问题所作的规定、解释，凡与收养法相抵触的，今后不再适用。”根据第2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通知》第4条的内容，其“今后”显然指的是《收养法》施行以后发生的收养案件，并不否认“当时的有关规定”的效力。本案应适用的 “当时规定”，指的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部分“收养问题”的规定。在该《意见》第 4部分的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依此规定，本案中何某夫妇与鲁某之间，虽未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也未办理人户手续，但双方以父母及女儿相称并在一起生活，应视为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共同生活，且生活时间较长，也为邻居及村组织所公认。
至于收养鲁某时，何某夫妇已有一个儿子，根据现行《收养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这说明何某夫妇当时的行为并不违反现行《收养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当时对此也无禁止性的规定，何某夫妇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何某夫妇与鲁某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何某夫妇作为鲁某的养父母，为其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依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分割遗产。
在《收养法》颁布以前，事实上已有大量与收养人共同生活多年，形成了牢固的拟制血亲关系的被收养人。近几年，民政部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大量的规章，肯定了事实收养的存在，允许并鼓励事实收养人补办登记手续，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承认事实收养的合法性有利于维护既成的和睦的家庭成员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家庭关系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与事实婚姻相比较，事实收养同样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点，因此对符合法定内容的事实收养关系，法律应尽可能地保护。只有这样，保护人权的法律价值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