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物权法，有关物权变动的主要法律是《民法通则》。该法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有学者认为，我国采用的是“意思主义和交付主义相结合”的模式。根据该法规定，我国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有法依法;无法依合同;无合同依交付”。《海商法》对船舶所有权问题虽作了专门规定，但仅规定了船舶所有权的登记和登记的效力问题。因此，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应当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即船舶买卖合同有约定的，依照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应当依据交付。
我国《物权法》实施后，判断船舶所有权变动的标准只有一个——交付。《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规定的本身与海商法的规定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放在了《物权法》第二章的“动产交付”一节。这表明，尽管船舶所有权也涉及登记问题，但对船舶的财产属性，《物权法》将其定位为“特殊的动产”。所谓特殊的动产，就使船舶所有权的变动不仅要遵守动产物权的变动原则，同时还要遵守物权法的有关特殊规定。船舶既然属于动产，那么，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就应当遵守动产物权的变动规则。依照《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判断船舶所有权在买卖双方之间是否发生转移，应当看船舶是否交付。依照“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在进行物权变动的时候，不能做出与现行法强制性的规定不一致的约定。当事人在船舶买卖合同中约定不以交付为转移的，该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物权法生效后，调整船舶物权的法律将“三法共存”，即《民法通则》、《海商法》和《物权法》。《民法通则》和《物权法》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属于同一位阶的法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二者规定不一致的，《物权法》应优先适用。《海商法》虽属特别法，但该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其位阶低于《物权法》，当二者相冲突时，也应优先适用《物权法》。
由此可见，在船舶买卖的情况下，判断船舶所有权是否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应当根据《物权法》进行判断，判断的标准是看船舶是否交付。合同当事人的与此相反的约定，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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