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合同无效的主体在法律上是不是有限制？换句话说，对于无效合同，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法院去打官司主张合同无效，还是仅仅只是合同的当事人才有权到法院去主张合同的无效？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上和实务上都没有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我们的教科书都认为，合同无效首先是当然无效，不需要当事人请求，合同就应当是无效的。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法院宣告它也是无效的。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其次，无效还是绝对的无效，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而且这个合同对任何人都不产生效力。这种看法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既然把无效界定在一种违法，那么它应当是当然的、绝对的无效。但是能否简单地从当然、绝对的无效推导出任何人都可以去法院主张合同无效？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问题好像有联系，但是也不是同一个问题，还是可以区分的。我认为，因为内容违法或者违反公序良俗而导致的合同无效，应当是当然无效、绝对无效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法院去主张，或者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的限制就可以主张无效。因为即便是违法，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举出明确证据来证明它是违法的。
尤其是，合同关系都具有相对性和封闭性，它的内容通常是并不被第三人所知道。假如有人到法院去告我，说我签了一个无效合同，我根本不承认，说根本没有这个合同，你怎么能够确定我签了呢？如果当事人双方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合同，这个时候，第三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合同。
尤其是因为合同只是牵涉到双方当事人利益，不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在与第三人利益无关的情况下，第三人如果也可以随意地在法院主张合同无效，就会导致很多人能够无端地干预别人的合同关系，能够无端地介入到他人的合同关系里面去，能够无故地将别人拖入到一场无止无休的诉讼里面，这个社会也就乱套了。
比如，某人对我本人有意见，他就可以到法院去告我，说我签了一个无效合同，在法院提起诉讼而让我成了被告，然后我还要去应诉。这不仅仅会造成恶意诉讼，甚至会造成对第三人债权的侵害。
这不仅仅是造成了诉讼成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损害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所以我们说，无效从理论上讲当然是绝对无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提起无效之诉。
我始终认为，无效之诉的主体只能限定在当事人，除非是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这个时候受损害的第三人才可以在法院提起诉讼。
除了《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这种情况外，任何情况下第三人不能够作为主体在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有人说，这个问题将来是否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法？
允许有关的公益诉讼机构来提起公益诉讼，比如检察院能否在法院提起无效之诉，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可以探讨，但这也要证明他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而且是否确实没有人主张合同的无效。这还要具体判断。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合同当事人自己是否可以随意主张合同无效？过去我们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有人在银行借了钱却还不起，他就到法院起诉，说自己是个骗子，当时在银行借款的时候编了很多假材料，结果把银行骗了，现在因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所以我主张合同无效，同时主张利息就不还了。
这不是笑话，过去我们确实发生过。我们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事人转让股权，后来股权价值暴涨，他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了，那么他也到法院起诉，说我当时明知道违法，非要去违法，所以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因为我已经故意违法了。
对这种主张能否支持？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规定。我一直觉得是这个问题是我们立法的一个空白。如果当事人真的到法院去提起这个诉讼，法官也没办法，还得审，也没有理由不审。
他还得审查这个合同是不是真的违法了。如果确实违法了，最后还得宣告合同无效。但是，我们需要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从两大法系合同法规则来看，根据诚信原则，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禁反言。
这就是说，你做出了一个允诺，你就应该受你做出的允诺的约束，不能事后翻脸不认账，怎么有利就怎么说。不利的就说故意违法，要求无效，把这个合同取消掉；如果有利的，就用各种方法说它是合法的。
这样的做法是否违反了禁反言？是否违反了诚信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好好讨论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当事人不能以自己故意违法为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他应当受到合同的拘束，应当受到自己允诺的拘束。这并不妨碍法官可以在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来审查合同是否无效。
我觉得，作出这样一个限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维护诚信原则。我认为，诚信是《合同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
我们不能为了维护无效制度，而破坏掉整个诚信原则。我个人一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诚信原则的价值，或者对诚信原则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公共利益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