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某公司招聘时，他还未满16周岁，某周日晚上9时许，他加完班后，在工厂门口等电梯处摔伤致残，因而诉诸法院要求赔偿。1月26日，羊城晚报记者通过此事采访了宝安法院的相关办案人员发现，虽然该案最终经法院判决结案，但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
办案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这类的案件并不少见，小微企业违法使用童工现象还处于屡禁不绝的趋势。
集中在小微企业
多发生在寒暑假
宝安法院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经调研发现仍有部分企业存在违法使用童工的现象。涉嫌违法使用童工的单位主要集中在技术门槛较低的包装、玩具、电子、食品等小作坊企业或用工需求较多的餐饮、洗车、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
“用工季节性特征明显，多为临时性违法使用童工。”办案人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部分未成年的学生利用寒、暑假等较长时间的假期外出勤工俭学或兼职打工赚钱，使得违法使用童工现象逐渐呈现季节性爆发的特点。还有一些企业因在订单增多、人手不够的生产旺季，临时招收大量未成年学生从事生产性工作，在用工紧张状况有所缓解或订单减少等情况下，便辞退该部分童工。
所以这样一来，学生童工较为集中，主要来自中等职校、技校等学校。办案人员称，部分中等职校、技校与一些用工需求较多的工厂形成长期合作关系，以工厂实习、外地实践等名义，有组织、大规模地将一些未成年学生送进工厂直接从事生产工作，并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另外，办案人员也告诉记者，童工来源省份相对集中，家庭经济贫困是主因。“像企业童工主要来自广西、贵州、四川、湖南等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地方，多数童工因家庭经济贫困而被迫辍学打工谋生，也有部分童工是因厌学而外出打工。”
法律内容较抽象
惩处的力度不够
在采访时，办案人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违法使用童工现象屡禁不绝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这些人不惜违规使用童工以降低生产成本。为有效规避法律的监管，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故意毁灭相关证据材料，既不与童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为其缴纳五险一金，一旦出事便辞退了事。
另外，办案人员也指出，部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没有正确履行监护义务，默许未成年人辍学外出务工或直接为其介绍工作，还有部分监护人持有“以工代管”等错误思想，在无暇照顾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将其送进工厂干活，助长了非法使用童工现象的泛滥。
事实上，违法者的规避手段多样，查处难度较大。办案人员说，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劳务派遣，谎报、隐瞒员工年龄或仅提供员工户口本复印件等规避手段逃避劳动监察部门的查处，还有部分家庭作坊式小微企业疏于核实员工年龄或鼓励童工使用虚假年龄证明，出现弟弟使用哥哥、妹妹使用姐姐的身份证明材料等现象，导致有关部门难以有效核查企业员工的真实年龄情况。
“相关法律规定有待完善，对违法使用童工的惩处力度不够。”现有法律主要侧重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上追究违法使用童工单位的法律责任，尚未出现因违法使用童工而导致相关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办案人员说，刑法第244条关于“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规定内容比较抽象，适用标准较为模糊，存在一定的适用困难，导致该罪名自2002年正式设置以来尚未被适用过，对打击非法使用童工行为的刑事威慑力较低。
建立“黑名单”
以经济手段约束
对于部分企业违法使用童工屡禁不止的情况，宝安法院的相关负责人认为，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出台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适用标准，加大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追责力度，并定期公布企业用人情况，适时建立涉嫌违法使用童工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将其纳入不良征信记录，通过限制信贷等经济手段约束震慑涉案企业。
负责人称，将会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强化多部门的联动协作，专项检查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等单位的用工状况。其还认为，应该加大对技校、职校等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工厂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的监管力度，完善童工流入地与流出地的联合监督执法机制，遏制违法实习、实践现象。
针对劳动检查所发现的监护人失职问题，负责人认为应及时将相关情况函告未成年人监护人所在地的基层政府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督促其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必要时依法申请变更监护人，推动其正确履行监护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