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知悉函。知悉函的出具人只表明其对有关贷款的知悉和同意，并无规定出具人有关责任的实质性内容。因此，知悉函对出具人的法律约束力是较小的，贷款银行一般不能以知悉函为根据要求出具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２）承诺函。项目发起人向贷款人承诺，在借款人偿还全部贷款本息之前，项目发起人将保持其在借款人公司中的股权，或者承诺项目发起人在借款人公司中股权下降至某一比例时，项目发起人应向贷款人出具一份具有实质性保证意义的保函。该实质性的保函应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在项目发起人违反保函约定时，应按违约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３）支持函。通常在项目发起人向贷款银行表示将在各方面对借款人偿还到期贷款予以支持的意思表示。支持函的效力须取决于出具人对偿还贷款所表示的支持程度。如在支持函中出具人承诺“密切关注债务人的财务状况”或“对债务人资金和业务提供大力支持”等，则表明其对债务人给予资金支持或财务监督：一般而言，该支持函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因此，安慰函的法律效力应根据其具体内容的表述来判断，贷款银行在办理项目融资时，应仔细审查有关函件的内容，对安慰函的法律效力作出合理判断。
在我国，由于当事人之间对安慰函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尚未达到形成共识的地步，使用者和接受者对安慰函的性质、效力及效果的预期相差甚远，而法学理论界对此探讨不多，法官处理此类案件缺乏法律规范和交易惯例可援引，亦无权威学说可资参考，具有相当难度。
在举世瞩目的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中，广东省高级法院认为，安慰函从形式上看，不是广东国投公司与特定债权人签订的，而是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出具的介绍性函件；从内容上看，安慰函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没有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债责任。因此，安慰函不能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依据安慰函申报担保债权全部被裁定驳回。
但是，因安慰函自身内容措辞的极其模糊，要正确判断其属何种性质在实际案件的审判中并不容易，更未达成共识。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法官或者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对安慰函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甚至对同一安慰函亦存在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某市政府出具给某香港商业银行的安慰函内容有：“本政府愿意督促该驻港公司切实履行还款责任，按时归还贵行贷款本息。如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贷款本息情况，本政府将负责解决，不使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对该安慰函及类似内容的其他安慰函是否具备保证性质就有重大分歧意见。一种裁判意见认为，该安慰函不符合我国担保法第六条关于保证的规定，根据“保证不能推定”原则，不能认定具有保证性质。另一种裁判意见则认为，这种承诺具有为借款人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符合我国担保法第六条关于保证的规定精神，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法官对安慰函的性质及其效力认定问题，已经出现了明显裁判思路和处理方式的不统一现象，已影响到法律适用的安定性。
另须注意的是，安慰函不仅广泛地为涉外债务出具，在一些国内外汇融资中，有关政府与企业主管部门应贷款人之要求出具安慰函亦为数不少。因出具安慰函并不需要反映在公司或政府的负债记录上，目前我国有多少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究竟为多少债务出具安慰函尚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其数目是相当庞大的。如果大量的安慰函被认定为构成法律上的债务保证，贷款人当然可以从此获得经济利益，但出函人须承担担保责任的话，则对我国各级政府或金融机构的冲击、影响之大，也应是可以预见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安慰函纠纷案件进入我国司法诉讼程序，对该问题的处理，已成为我国法院、法官乃至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法律问题。合理判断安慰函的性质与效力，统一认识裁判思路，正确适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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