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因晚交社保一个月，激发了当事人超乎想象的“维权”热情，在一年半时间内，他先后四次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又四次提起诉讼。为此，企业人事、财务等部门疲于应对，4个经办人先后辞职，法院和当地政府部门也因此付出了很大的司法和行政成本。
今年43岁的杨某来自河南，2009年4月23日，他应聘到宁波镇海某机械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其社保应从5月开始缴纳，但由于杨某当时未提供之前在其他单位的社保中止证明，因此公司到当年6月才为其办理社保手续。正是这一个月的缺漏，引燃了杨某超乎寻常的“维权”行动。
当年10月初，杨某提出要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理由是公司未为其及时办理社会保险。11月，他向当地劳动部门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公司为其补缴2009年4月、5月的各项社保金并支付经济补偿金2000元。对此，劳动部门作出裁决：公司应为其补缴5月份社保金，但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被驳回。杨某随即向当地法院起诉，经过调解，公司向杨某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500元。
去年5月，杨某再次来到当地劳动部门，这次，他提出的申请是要求公司支付其2009年国庆加班费1000元。劳动部门裁决公司应支付91.95元，杨某对裁决不服向法院起诉。经过再次调解，公司同意支付300元，双方同时约定今后无涉。
但四个月后杨某第三次出现在当地劳动部门。杨某称，除了国庆节加班，他平时也加班了，公司还应支付1525元加班费。对此，劳动部门审理后予以驳回，杨某转身直奔法院。法院又进行调解，为息事宁人，公司支付给杨某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共1906元。
去年10月20日，杨某第四次申请劳动仲裁，提出的理由是公司“未按规定为其及时办理社保转移手续，导致其无法再就业”。杨某要求公司赔偿两个月工资损失4000元、两个月社保金800元。劳动部门态度坚决地予以驳回，杨某则态度坚决地第四次走上法院，同时还增加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诉请：公司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12772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杨某离职的当月公司就为其办理了社保终止手续，不存在因此而无法再就业的情况，其要求赔偿工资损失证据不足予以驳回。此外，杨某要求被告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并补缴两个月社保金的诉请，因未经仲裁这一法定前置程序，法院裁决不予审理。
杨某败诉后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予以驳回。
杨某会否提起新的仲裁和诉讼，现在还无法预料。
根据规定，劳动部门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对于劳动诉讼，法院每件只收取10元诉讼费，可以说，解决劳动争议的门槛低，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这种低门槛也给一些人的滥诉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有人甚至故意设套诱使企业违反劳动法规，然后通过不断诉讼向对方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以此获利。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的滥诉直接导致有限的司法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宁波镇海法院的法官表示，在目前的法律范围内，要有效阻止这种滥诉行为还比较难。这位法官强调，对劳动法规的严肃性特别是其中一些条款的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有清醒认识，必须严格加以遵守，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劳动者的权利，同时也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失。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必须理性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滥用诉权严重损害公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