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5日，A市物价局向该市辖区内一负责房地产开发的B公司作出了一份《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该《通知书》明确“责令B公司改正其价格违法行为，限期将已核实的多收价款3554425元，及其余已发生的多收价款一并退还交款人。”同年9月8日，B公司向A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后市政府作出了维持物价局《通知书》的复议决定。2009年1月23日，B公司向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孙某等购房业主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基层法院审理认为物价局的《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但其中要求B公司将“其余已发生的多收价款一并退还交款人”，这一行政行为存在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B公司仍不服，上诉至A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行政判决生效后，孙某等业主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要求B公司按终审判决书和物价局《通知书》内容履行义务。
案件在执行过程中，B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认为：1、孙某等人申请执行的行政判决书未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判决，故执行缺少法律依据。2、申请执行主体应为物价局，孙某等人作为申请执行主体不适格。执行法院经审查作出了驳回B公司异议的民事裁定，后B公司仍不服，向A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市中院经审查驳回了B公司的复议请求。
【分歧】
该起执行异议案件，在基层法院审查裁决时就以下问题产生过争论：
1、孙某等人作为申请执行主体是否适格?
2、如孙某等人作为申请执行主体适格，行政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是否认为物价局作出的《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为当然执行内容?执行该《通知书》内容是否应下达准予执行裁定?[page]
【评析】
一、孙某等人作为申请执行主体是否适格?合议庭讨论时曾有两种意见：1.孙某等人不能作为申请执行主体。依据之一是《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之二是《行诉法解释》第八十三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到本案时，在B公司不履行生效行政判决书时，应由其诉讼过程中的相对方即作出《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的物价局申请强制执行。2.孙某等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主体。依据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行诉法解释》第八十三条，该条文中“对方当事人”的原意不应机械理解为原告或被告，而应是“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相对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孙某等人虽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实为B公司退还多收价款的利害关系人和权利承受者，当然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page]
依据之二是《行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该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也规定“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调取有关材料。”两条解释也都从侧面回应了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依据之三，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考量，《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即明确了行政诉讼法的宗旨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在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后，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司法程序的保护，当他们的权利未能得到实现时，应当享有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况且，倘若行政机关怠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呢?难道要求权利人再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吗?因此，赋予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权利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立法精神的，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请求实现合法权利，而不必非要等到行政机关怠于行使时才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就无法体现公平的理念和法治的效率。合议庭最终采用了第二种观点，即孙某等人作为申请执行主体适格。[page]
二、在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是否认为物价局作出的《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为当然执行内容?执行该《通知书》内容是否应下达准予执行裁定?这其实是一个《行诉法解释》出台后增加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类型与执行工作之间相互衔接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审法院都就《通知书》内容进行了司法审查，并认可了其合法性。据此，《通知书》应与行政判决一起成为执行依据，无需法院再裁定准予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权利人依据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物价局的《通知书》申请执行，但鉴于该《通知书》内容存在瑕疵，故本案应在剔除瑕疵部分的基础上由法院明确执行内容，再裁定准予执行。合议庭最终采用了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为解决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类型行政执行案件的问题，最高院曾在为湖北省高院作出的(2008)行他字第24号批复中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执行内容的，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准予执行，并明确执行的具体内容。”该批复中除表明申请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外，其他表述均可作为解决本案问题的依据，至于申请执行主体可否为享有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前文已阐明，此处不再赘述。参照上述批复，物价局作出的《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具有可供执行内容，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生效后，享有权利的当事人申请执行，法院应在去除“其余已发生的多收价款一并退还交款人”这一瑕疵行政行为的前提下，将“已核实的多收价款3554425元退还交款人”作为执行内容依法裁定准予执行。[page]
2、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行诉法解释》中出现的新类型判决，它的适用范围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但又不宜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其他类型判决的情况下作出的否定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形式。换而言之，该类型判决不仅是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否定性评价，也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肯定性回应，否则可作出撤销判决。由于该类型判决的特殊性，即在判决主文中并未明确而可供执行的具体内容，权利人往往需要援引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来申请执行，而此内容却可能是存在瑕疵的。具体到本案中，物价局作出的《通知书》虽然通过了合法性司法审查，但存在瑕疵的部分却未得到法院的认可，故应在执行异议审查部门明确执行内容后裁定准予执行。
3、据有关调查显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已越来越多的运用于司法实务之中，甚至有学者认为此类型判决应逐步取代维持判决，笔者对此持保留观点，但可以预见的是该类判决必将大量出现在行政诉讼执行案件中。根据行政执行的一般理论，行政执行可分为行政诉讼案件执行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前者的依据是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后者的依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均需要司法机关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同之处是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中，人民法院应在审查过后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在司法实务中，行政诉讼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较非诉行执案件更为严格，从上述批复中也可以看出，最高院考虑到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行政执行案件的特殊性，在《行政诉讼法》和《行诉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批复的形式对此类型执行案件做了统一规范，该批复并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审查要求(事实上也无必要)，而仅要求“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准予执行，并明确执行的具体内容”。
最终，执行法院裁定在物价局作出的《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中已核实的多收价款范围内准予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