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受辱杀人该否免死引发激辩 讨债受辱杀人该否免死引发激辩
在王斌余案、阿星案等个案件中，法律的裁决屡屡遭受质疑，引发争议，法律的正义被情感、民意打上问号
新闻背景
农民工王斌余在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媒体和舆论，其中包括一些律师呼吁拯救王斌余，要求刀下留人。
争论焦点
正方 王斌余致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并且这四人并非拖欠工资的工头，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理应判处死刑
反方 从法律上来说，王斌余有投案自首情节，这是刑法规定的减刑情节;从刑罚的社会背景来看，王在生活陷入困境而寻求法律帮助无力、讨债未果反遭羞辱的情况下杀人，应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应该判处死刑
声音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王斌余
王斌余杀死四人重伤一人之后，没有受到一致的谴责，反倒成为舆论同情亦或是理性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王斌余有杀人的动机，并且杀死了四个人，死刑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很多人反对判处王死刑。法与情交织、不同正义观念的冲突，在这个案件中突出的体现出来。
赞成判处死刑的观点：
新疆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苏旭静认为：“虽然同情王斌余的遭遇，但是，违反了法律，就需要予以惩处，否则，法律的权威将不复存在。辛普森案的法官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全世界人都看见辛普森手上的血，但是法律没有看见’，最终辛普森被无罪释放。这个结果可能让很多人感到不公平。但是，他展示了法律的严谨和尊严，法律不能凭感情用事，他尊重在法律视角下对事实的认定，如果这一点得不到严肃的认定，法律的尊严和可信程度就有可能受到损害。同样，在王斌余案中，全世界人也许都能看到他的无奈，但是从个案来说，所说明的是，他杀了人，是故意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用北大刑法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系韩哲老师的话来说：“遗憾不是这个案件的审理能解决的，那是一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刑法的哲学问题。”
“也许法治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冲突过程，没有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的饮鸩赴死，哪有今天经典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苏旭静反问记者。
一位律师认为，“在这个案子中，王斌余杀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也是民工，而不是工头，而在王追杀工头未果而返，又将四人重新捅了一遍，从这一点看，甚至可以说得上作案手段残忍，而这一点在量刑上来说，是属于加重情节的。反对死刑的人更多的从民工弱势地位来看的，如果他们真正看到整个案件的结局，就不会这样认为了。”而网上关于“王斌余毕竟是连杀四人的凶手，不枪毙他就无法体现中国法律的威严”，的观点非常之多，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从小一点的范围看，刑法对于故意杀人是这么规定的，我们必须遵守;而从大一点的角度来看，如果因为他是民工，他值得同情而法外开恩，那是不是说所有的民工都有这种杀人而法外开恩的机会?果真如此的话，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如何保障?韩哲表示了这种担忧。
反对判处死刑的观点：
据报道，当时吴华他们的劝架行为乃受包工头吴新国之托，也符合包工头安然酣睡的意图，因此换一种描述，也可以说是受尽欺侮的民工杀死了包工头的“帮凶”。事实上，王斌余也追杀了“元凶”吴新国本人，只是力有不逮，未能如愿。有很多网友认为，尽管王斌余杀的不是工头本人，但是实际上，其他人充当了王的帮凶。而在王的《自白》(据新华网)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也可以看到，吴华是和工头“一伙”的。
在这种观点之下，他们认为，王的杀人有一个诱因，而这个诱因正是死者自身，比如苏文才首先扇了王一个耳光。
而坚持反对判处死刑的观点，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王斌余有自首情节，而刑法对自首是规定为量刑的法定减刑情节。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此外，还有民众表达了一些反对判处死刑的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在耶鲁大学发表题为‘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演讲时说，对于一个正向法治目标迈进的国度来说，法律是司法机构和法官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是中国传统上又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所不可忽略的。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
有人认为，肖扬的这番讲话是否意味着在具体的量刑中会考虑案件的社会背景，那么王斌余案显然符合这种说法。
法律为什么屡屡在个案面前受质疑
申欣旺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旋被判死刑，引发舆论的关注和争论。[page]
而就在两个月之前，一名叫“阿星”的打工青年因坚拒加入“砍手党”、特别有意识远离犯罪而成为新闻人物的青年，7月6日刚刚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两天后却杀死了辞退他的工厂主管。阿星曾经很害怕自己会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去行凶打劫，因而他甘愿去打工，忍受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辛劳以及微薄的工资，尽管阿星尽了自己的努力仍然无法摆脱可能是注定的命运。他面对城市高楼只有“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的绝望。
不同的人物，相同的悲剧，相同的死刑判决，相同的法律与情理冲突。
很多专家对于这类案件首先就是想到农民缺乏基本的法律素养，比如宁夏社科学院经济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常识。果真如此吗?为什么王斌余首先想到的是找法院，找劳动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表现出良好的守法和用法的素质。
对于拖欠工资的行为，中央曾三令五申严惩。但当地法院却以受理时间过长扯皮推诿，把皮球踢给劳动部门。王斌余老父修房子被砸断了腿，急需医疗费，以王斌余的经济情况，亦无力承担耗时日久的官司——这意味着生活、住宿和相关的支持将可能大于官司打赢后的所得。而劳动部门仅仅告诉陈某违法，却并未对已构成违法行为的陈某进行任何强制性处罚。最终，在法律救济无力的情况下，王杀人，一边说“活着没有意思”。
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寻求帮助，说自己受到威胁、财产受到潜在损害的危险，但是警方无法提供保护，也无法立案，一定要有实际的损害发生才可以这样做。他们问：法律为什么不保护我们?而到这两个案子中来，为什么明明是杀人了，而且是故意杀人，一个死刑判决最后却会招来争议，招致非议?如果法律屡屡的在个案面前遭受质疑，那么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法律到底怎么了?
笔者以为，我们选择现代法治，选择的不仅仅是一套符合程式的治理模式，而应该是包括这种治理模式及其认同的人人平等、尊严不可侵犯等基本价值，对生命有着基本的敬畏。
不少地方对拖欠民工工资对雇主实行罚款和加倍偿付及类似的规定，《劳动法》等法律本身也如此，没有强制执行的效果和威信。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警惕，法律不能在利益面前成为一纸空文，也不应该仅仅做为一种制度符号存在，而应该在法律出台的同时建立起保护人尊严、最低生存的治理价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