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财产保全，是指法院在利害关系人起诉前或者当事人起诉后，为保障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者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争议的标的物，采取限制当事人处分的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实践中，财产保全制度存在哪些问题，又该从哪些方面予以完善?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方圆律政》杂志等共同举办的“跨越式财产保全：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上，与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对当前财产保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探讨。
现状：财产保全在实践中存在五大问题
会上，主办方首次提出了“跨越式财产保全”的学术概念。所谓“跨越式财产保全”，是指当前社会颇为关注的，民事诉讼财产保全中存在的当事人一申请法院即实施保全、无担保保全、超额保全、擅自划拨保全财产等现象。这一不合理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草率保全，表现为对订有有效仲裁条款的合同纠纷或者恶意诉讼，不做认真审查即予以立案受理并实施财产保全。二是先保全再担保，表现为法院先行做出保全裁定，事后再让当事人补办保全担保手续，甚至担保一直空缺，裁定中却写明提供了担保手续。三是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损害了第三人对被保全标的物享有的合法权益。四是法院擅自处分被保全财产。五是超额保全，即保全标的物的价值远远超过诉讼请求，给被保全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不便。
原因：财产保全缓解“执行难”的作用被夸大
财产保全为什么会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得如此普遍?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认为，“执行难”是保全制度比过去更受重视的“主要原因”。在汤维建看来，当下各级法院在破解“执行难”时，比较注重利用保全制度。但他认为，“法院应当处理好解决‘执行难’和妥善运用保全制度的关系，不应把财产保全制度的作用夸大。”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也持相似观点，他表示：“两者要注意一个度。而度的精准把握，离不开对法治精神和法治规则的敬畏和遵守。”
还有部分与会学者认为，财产保全的裁决权、执行实施权由同一个机关行使，不利于被申请人进行权利救济。
建议：财产保全程序多个环节需完善
财产保全程序应该进一步“司法化”。汤维建介绍说，在民事诉讼法的理论研究中，已出现“本案化”趋势，即“像审理本案案件实体一样对待保全程序”。他认为：“不能使财产保全程序继续保留在行政化的模式内，要进行‘本案化’改造。”[page]
就如何完善财产保全程序，汤维建给出了具体建议：
第一，考量保全的必要性时，应组织“听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还应对当事人的救济权、异议权，以及财产保全程序的外在监督机制等予以保障。
第二，要对“错误保全”这个概念作扩大化理解，财产保全程序启动要具备一定的必要性，否则，即使当事人申请时提供了担保，也应算错误保全。
第三，在保全当中要处理好利益平衡的问题。财产保全是一个临时、程序性的保障措施，并非最终的实际处理结果，究竟谁胜谁败尚无定论，所以要处理好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考虑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时，要考虑保全有没有必要，允许他提出“反担保”;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动产、不动产、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等)进行保全，应该有先后顺序，要从被申请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
全国人大代表许智慧还建议，在错误保全(包括不合理的超额保全和恶意保全)时，要加大责任追究。在担保财产之外，不够赔偿时，司法机关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刘品新建议，申请人提供的保全财产数量要适度，应该符合“比例原则”;建议将保全裁定也列入民事诉讼范围，允许双方当事人、案外人到庭陈述理由，对结果不服可以上诉。
“在财产保全程序中，应该妥善地平衡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刘俊海认为，保全程序的底线是“保护第三人权益，至少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期盼：完善立法，加强对财产保全的检察监督
如何加强对财产保全程序的外部监督?
汤维建认为，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检察监督仅仅表现为一种事后的、实体性的监督，对程序性的事中监督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为检察监督带来了实际困难。他建议：要加强检察机关对诉讼过程中司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财产保全的监督。保全的必要性、适当性、适度性，程序的合法性等，都应纳入检察监督视野中。
“财产保全出现的问题应该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汤维建表示，在一些国家，保全制度往往单独立法，有专门的《保全法》或者《诉讼保全法》。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财产保全程序的规定比较简略，可操作性比较差，这种立法状况应当尽快改善。
北京市政协委员、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鲁哈达和熊文钊都认为，要完善立法，为检察监督提供明确依据，让检察机关实现有效监督。[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