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地区，物权法定原则已经理论检讨而有松动的倾向，以因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在两岸的民事立法中，法定物权似乎仍未加检讨地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法定物权固然有诸多合理的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价值，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分配的公平等，但是也会制造未必能够内化于交易本身的显著社会成本，如确认物权状态的成本，以及因不合特定交易需求而发生的排除、补充与防止法定物权的成本，并会扭曲竞争机制。法定物权与物权法定原则固有区别，惟在国家介入财产权关系方面，实秉承一脉相承的立法政策，故亦应从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出发加以检讨，建立妥当的法定物权立法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