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考虑一个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抚慰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1、侵权人对受害者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心灵的创伤，造成精神痛苦，必须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的创伤的身心。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赔偿，可使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转移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2、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的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既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以财产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补偿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从而有效遏制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从而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适当限制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精神损害具有一般情节的，可以责令受害人承担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造成财产利益损失或者精神损害情节较重的，可以责令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对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适当限制。至于限制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当地居民实际负担能力，公民、企业、单位负担能力的不同，以及其他情况，以地区为单位，确定一个最高限额，积累经验，为将来修改立法提供参考数据。当前，江苏范围内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是1000—50000万元，比较符合实际。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一）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一般由者些因素确定：
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2、侵权的手段；
3、造成的后果；
4、侵权人的经济状况；
5、当地的生活水平。
确定精神损害之赔偿的具体数额，首先应当考虑我国民法设立此一制度的目的。我国民法折纸这一制度，既具有与西方国家民法（或者侵权行为法）响应制度相同的目的和意义（即补偿性与惩罚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我国民法规定了对精神损害进行救济的其他民事责任凡是（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因此赔偿损害与否并不是用以宣示争讼双方胜败的必要的或者唯一的手段。考虑到这一点，极底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和极高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它既不能发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积极作用，又反映出司法过程中的某中不严肃性。
既然精神损害之赔偿的目的是为了补偿与惩罚，那么赔偿的数额就要与赔偿的目的要求相一致。过于底的赔偿数额既无法补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也难以惩戒家还人使其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后不再为侵权行为，更无法境界社会其他成员。但是赔偿毕竟不是中票，指望赔偿而发财是不现实的也是法律所不应该支持的。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物质条件，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当然也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游乐较大的提高，而且还在以较快的速度进一步发展。依次，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指定有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时，不仅要看到当前的情况而且还要看到可能的发展，从从台的角度考虑可行的方案。应当指出的是，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不应予以支持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跟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在多数情况下应被认为是过高的诉讼请求。
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原则上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正如财产损害的赔偿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一样，在精神损害的赔偿方面，赔偿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也没有关系。至于加害人在败诉后有无能力执行盘踞，那时另一个问题。再实践中，任何种类案件的判决，败诉的被告都可能无力执行。
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者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或者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着与我国的社会注意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一因素在有的案件中可以从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加以考虑。不同的对于自己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的重视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遭受同样侵害时，其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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