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
（一）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法人。但死亡公民人格权受到侵害，其亲属能否主张权利;法人撤消、分立、合并后，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其权利义务继承者能否提起诉讼，法律未予规定。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仅限于姓名权（法人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少数几项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不得请求精神赔偿。
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却是侵权行为及现象非常繁杂，除上述几项基本权利外，还有大量的诸如侵害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致人精神损害的情况。侵害死亡公民的人格权、侵害变更后法人的人格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样是侵权行为，法律对有的行为给予制裁，对有的行为不予制裁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能全面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二）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
精神损害以非财产责任方式为主，财产责任方式为辅，使得不少精神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该条的内容排列上看，立法者把非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前面，把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后面，用“并可以”相连，立法用意是重前轻后，即要求在适用责任方式时，首先适用非财产方式，财产方式只是一种辅助的次要方式。于是，在适用法律时容易产生一种偏见，认为只有严重的精神损害，适用非财产方式明显不足时，才适用财产责任方式。而损害是否“严重”大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这就难免造成一些受害人无法得到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赔偿数额的限制，也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由于法律法规及相关的适用法律政策及精神均采取限制适用财产方式制度，便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限制赔偿数额的做法。法院判令加害人赔偿损失，一般都在数百至数千元范围内考虑。在商品化的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如此额度往往尚不足以支付受害人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各项费用，也就难以达到有效地惩戒侵权人，抚慰受害者的作用。
（三）落后于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民法保护人身权主要方法，是赋予受害人排除妨害和侵害人承担非财产性责任方式的请求权。但事实上，受害人为排除妨害要开支必要费用。侵害人只承担非财产性的责任方式，在大多数下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达到制裁违法，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之目的。因此，我国民法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新的民事法律制度。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又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在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范围，规则又做出了更详尽的规定，使之有法可依。精神损害赔偿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完备的制度形态以《德国民法典》的颁布为标志时至今日，世界各国民法典都规定此项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方式的适用，体现了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利和恢复受害人人格权的现实作用
因为公民人格权被侵害时，必然会给其本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同时给其近亲属在心理上、感情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和痛苦，因此仅仅适用其他非财产性质的责任方式，而排除精神损害赔偿方式的适用，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受害人精神的痛苦，只有结合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弥补受害人因精神痛苦所造成的后果，对受害人在心理上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方式具有其他责任方式无法替代的特点，它具有抚慰性、补偿性、补充性和有限性。抚慰性就是用经济赔偿的物质手段，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抚慰，部分解除其精神痛苦;补偿性质则是由精神损失是无形的，无法准确计算的，不可能像物质损失那样要求按等值进行完全赔偿，只能是一种补偿;补充性是指精神损害赔偿不是弥补精神损失的惟一手段，也就是说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对弥补精神损失的非物质手段一种必要的补充;有限性是指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不能任意扩大。所以，从这些特点中可以完整的体现出公民精神权利的价值，和恢复受害人人格权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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