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正因为法律是公共产品，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先贤大儒们总是宣扬“无讼”、推崇“息讼”，但在民间，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却此起彼伏。流风所及，就诞生了一些“刁民”“讼师”，甚至演变成一县一城一地的风气。如，史载浙江“婺州东阳，习俗顽嚣，好斗兴讼，固其常也。”邵武百姓“健讼而耻不胜”。江西“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有的地方“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有的地方“民习律令，家家自为簿书。”在这种风气之下，就连一些妇女儿童，也纷纷加入诉讼的队伍，有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有“五尺之童”，“刚悍嚣讼”，“庭白是非，无端恐。”……例证繁多，真是举不胜举。
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具体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
法律详细地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者禁止做什么，人们只有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办事，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一旦违反它，触犯它，将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在我国，法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１、宪法；
２、法律；
３、行政法规；
４、地方性法规；
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６、规章；
７、国际条约。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法比较齐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框架。
法律援助对律师而言，应当是一项职业伦理，它源于律师在法律实践中对司法正义的自觉追求。律师的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首先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律师作为普通人表现出来的对弱者的同情、怜悯或不忍。职业伦理，是对一种被称为天职的概念的表达。天职起初具有宗教的色彩，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做的事。在政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职业，职业既是对人的一种身份定位，也是对具有某种职业的人的社会责任的界定。“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虽然中国人不说天职，在传统上也不大说职业伦理，但中国人一直在讲分，例如说“做分内的事”。
分内的概念首先隐含了规范特别是道德规范。不过，分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更主要是一种身份关系，而不是职业关系，因此，在强化人的身份伦理，而不是职业伦理方面，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有其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分的概念所蕴涵的内在规范却可以与天职相通，做好分内的事就是在履行天职。
职业伦理是不同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各自的道德特殊主义。涂尔干说：“有多少种不同的天职，就有多少种道德形式，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只能履行一种天职，于是，这些不同的道德形式便完全适合于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而所有形式的道德都在不同的领域关怀、关心和维系含有普遍道德因素的公共品质，否则，特殊的道德就是有缺陷的。律师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比之其他社会职业更为浓厚的公共性质。这种性质主要源于对作为公共产品的法律的适用和维护。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考虑问题，律师也需要在维护法律的尊严的名义下才能获得赖以生存的报酬。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律师与当事人的交往的确像是一个典型的交易：你给我钱，我给你正义。
在这场交易中，法律和正义似乎成了律师手中囤积的私品，随时用来出售给前来购买的当事人。然而，这种表面上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即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也不能得出法律和正义可以被交易的结论。律师制度的合理性不能从律师是否与当事人存在交易以及交易的程度方面来考察。在任何一个存在律师制度的社会中，律师分享了与法官、检查官以及任何解释和适用法律的人或机构的权力是问题的关键，而且重要的是，律师在科层体制之外获取了这种权力，这意味着律师一方面在适用和解释法律，另一方面却免除了科层之累而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权力分享者和共同使用者可以达成一种有目的的共谋，但也可以造成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对抗和制约。律师在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对抗中获得力量和尊重，形成了律师获取职业荣誉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职业荣誉在考察律师职业伦理的作用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法律是公共产品，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律师分享了与法官、检查官以及任何解释和适用法律的人或机构的权力是问题的关键。以上便是找法网编辑为您找到的法律是公共产品吗的相关内容。如果有其它的疑问，欢迎咨询找法网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