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绍：原告杨×，女，195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干部，住射阳县合德镇。
被告射阳县×医院
法定代表人杨××，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副院长。
原告杨×与被告射阳县×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12月19日作出[2004]射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640元、交通费1504.7元、住宿餐饮费1412.8元、文检鉴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9328元、死亡赔偿金167712元，合计202317.5元(重审注：合计应为202597.5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盐城市中级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作出 [2006]盐民一终字第293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06年4月17日重新登记立案，由副院长王XX、民一庭庭长周XX、民一庭审判员王XX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5月19日上午公开开庭重新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杨×及其代理人丁××，被告代理人张××、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重审终结。
原告杨×在原审中诉称：2004年5月25日下午5：45，原告丈夫刘X因腹部不适，到被告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跌跟头、脾肿大。医生起初检查不全面、诊断错误，耽搁了腹内大量出血的治疗时间，导致刘X手术后于次日凌晨4：35死亡。被告的医疗措施存在明显过错，与刘X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要求被告按照《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标准，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含餐饮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合计265995.6元。
被告县×医院在原审中辩称：被告为患者刘X诊疗过程中无医疗过失行为，处治及时，诊断准确，手术无误，患者因自身不可逆转的病情恶化而导致死亡。因诉讼中已经鉴定为医疗事故且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故被告同意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标准，赔偿医疗费6880.5元、交通费1880.88元、住宿费1766元、丧葬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按最长赔偿年限6年算)43992元之和57519.38元的70%即40263.56元。被告不同意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的规定支付死亡赔偿金。
原告杨×在重审中将请求数额进一步明确为：医疗费实交3000元、交通费 1880.88元、住宿费(含餐饮费)1766元，均按80%计算;丧葬费，同意以被告原审中提出的3000元数额，再按80%计算;文检鉴定费1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按80%计算为167712元;合计226429.5元。
被告县×医院在重审中补充辩称：除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之外，被告同意原告提出的其他赔偿项目计算基数。
原告杨×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丈夫刘X在县×医院就诊的门诊病历复印件1份;2、户口本复印件1份、结婚证1份;3、县城市规划办公室2005年11月29日出具的证明1份，内容为：“我单位已故职工刘X的遗孀未来领取丧葬费”;4、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县×医院2004年5月25日麻醉同意书上“拟于……手术”时间予以鉴定的，2005年3月 10日苏高法司文鉴字(2005)第28号文检鉴定书1份;文检鉴定费收据1张，金额为1000元;5、医疗费已交金额3000元、交通费金额 1880.88元、住宿费(含部分餐饮费)金额1766元的票据一组。
原告杨×在重审中根据本院要求提交的证据有：县政府2004年11月1日射政复[2004]53号《关于同意认定刘X同志因公牺牲的批复》复印件1份。
被告县×医院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被告开具的编号为0064062的住院医药费收费收据复印件1份，姓名为刘X，金额为6880.5元;2、姓名为刘X的住院病案、病历记录1套;3、被告申请本院委托盐城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市医学会2005年6月21日出具的盐城医检[2005]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1份;4、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再次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省医学会2005年11月1日出具的江苏医鉴[2005]1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1份。
经原审及重审质证，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刘X住院病案、病历记录中部分内容不予认可外，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案重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下列各节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一、关于患者刘X的身份。刘X，系原告杨×丈夫，生前担任县规划建设局建设科负责人、县城市规划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二、关于刘X就诊的经过。据省医学会出具的江苏医鉴[2005]1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记载：
患者刘X，男，51岁，因上腹部外伤于2004年5月25日17：50左右去县×医院门诊就诊，后由门诊转急诊，查体：BP：90/60mmHg，P:90次/分，律齐，无杂音，腹澎隆，肝肋下未及，脾肋下6cm，质韧，肝区扣痛(-)，腹水症(±)，剑突下轻压痛。当日20：45因左上腹痛伴晕厥4小时，腹痛加剧伴心悸、胸闷1小时予急诊住院，入院后查体：BP：80/30mmHg，HR84次/分，脉弱不可及，神志淡漠，腹澎隆，左上腹剧烈压痛，移动性浊音(+)。腹腔穿刺：不凝血。B超提示腹腔积液。血常规血小板25×109L，于21：15急送手术室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腔内血约7500ml，脾胃韧带上缘见血管喷涌样出血，胃短血管撕裂出血，乃行出血血管结扎及脾脏切除术，并予输血3600ml，输血小板4u。次日2：30返回病房，予扩容、抗肾衰、保肝治疗，患者于4：33死亡。死亡诊断：胃短血管撕裂出血伴急性失血性休克，急性肾衰，急性肝病，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肝炎后肝硬化，脾肿大伴脾机能亢进。
三、关于被告县×医院的医疗过失。市、省两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意见、结论均一致，但市医学会出具的盐城医检[2005]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意见较为详细。其中记载：
1、县×医院存在以下医疗过失行为：⑴根据省高级法院文检鉴定的时间为晚上10：30，从就诊至进手术室的时间共约4小时左右，延误了外伤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术止血的最佳时间;⑵术前数小时未采取行之有效的抗休克治疗;⑶首诊询问病史不详、无病历记载;⑷术前对腹部外伤史未引起足够重视;⑸有病历涂改可能。
2、上述医方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3、患者原患肝炎后肝硬化、脾肿大、脾亢、外伤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术风险大，是术后患者的死亡因素之一。考虑上述因素，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对患者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1、司法判断的价值基础：患者的生命健康权重于医院的运行发展权。
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医院必须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从患者的角度看，医疗行为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标准，不应少于、低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项目、标准;而从医院的角度看，医学具有特殊性，医疗具有风险性，医院具有公益性，赔偿项目增多、标准增高必然加大医院的运行成本，不利于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司法者裁判医疗纠纷案件时的着眼点，不应从医患一方的角度看，而应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设立医院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始终重于医院的运行发展权，不能把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作为医疗事业的发展成本。这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况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都强调医院“以病人为中心”。④基于这一价值基础，司法者裁判医疗纠纷案件时选择适用的法律依据及其赔偿项目、标准应当有利于患者。
因此，本案中原告索赔的“死亡赔偿金”项目，既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未作规定，那么被告县×医院就应当按照《民法通则》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确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条中后一个“等费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已将其明确包括“死亡补偿费”(即死亡赔偿金)在内。该解释第二十九条确定死亡赔偿金的一般标准是，按照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本案中，死亡赔偿金计算公式是：2004年度本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2元×20年=209640元。
2、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尤其是此类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项目，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合乎法理。
⑴两种类型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统一，既是大势所趋，也已成为各界共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与非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也曾经长期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随着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的出台而得到圆满解决，这应成为解决两种类型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问题的有益借鉴。
⑵《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层次低于法律。最高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措词是“参照”而不是“依照”、“按照”，给司法者留有适度自由裁量的余地。况且，该通知本身亦突破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而该通知则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⑶有无死亡赔偿金，是两种类型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二元化”的典型差异。根据最高法院 2001年3月8日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死亡赔偿金。《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据此未将死亡赔偿金单列。后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作为财产损害赔偿项目单列，故司法者应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外延与标准予以扩大解释。
据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尽完善问题已经引起高层重视，卫生部已在酝酿适时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出台时间在《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之后，司法解释的效力也高于通知，况且该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特别言明：“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3、医院解困的有效途径：积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尽管医学具有特殊性、医疗具有风险性、医院具有公益性，但压降医疗损害赔偿的项目、标准，并不利于化解医患矛盾。医患矛盾的缘由往往在于，一些医护人员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患者知情权不受尊重;病历书写不规范、保管不妥善，埋下纠纷隐患;医疗收费偏高、服务质量不高;以及患者一方不能客观看待病情等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与医院管理不力密切相关，医院管理问题近年来逐步凸显。⑥为了切实化解医患矛盾，医院应以病人为中心，除采取提高医疗水平、改进医疗作风、加强医疗责任等必要措施之外，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主动、广泛、深入地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通过医疗责任保险分散医院和医生的执业风险，让患者及时获得足额的赔偿金，进而缓和医患冲突，维护医院正常秩序。——这是本院对包括本案被告县×医院在内的各类医疗机构的有益建议。
如果法院不积极改变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医疗事故案件医院错重赔少、其他医疗纠纷案件医院错轻赔多的不合理状态，仍然一味机械地作出背离立法精神、背离公平要义的裁判，那么，既不利于患者权益的平等保护，也不利于医院管理的司法促进，甚至可能产生极个别医院、极个别医生为少赔而故意将小错加重成事故的负面效应。医疗纠纷案件的裁判应当避免此类不利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尽管医疗纠纷案件适用法律“二元化”现象的最终解决，有待于最高决策机关作出统一规定，但在统一规定出台之前，基层司法者必须以合乎法理、合乎情理的思路来先行裁判医疗纠纷案件。
基于上述分析，被告县×医院关于不同意支付死亡赔偿金的辩解意见及其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三、被告县×医院应当按照其医疗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指明医疗事故赔偿的考虑因素，综合被告“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患者原患肝炎后肝硬化、脾肿大、脾亢、外伤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术风险大，是术后患者的死亡因素之一”等情节，可以酌定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为80%。
1、被告应赔偿医疗费3000-6880.5×(1-80%)=1623.9(元)。说明：酌定原告自行负担医疗费总额20%，即6880.5×(1-80%)=1376.1(元)，但其已付3000元，故应由被告赔偿 3000-1376.1=1623.9(元)。双方诉辩意见中对医疗费应赔数额的计算方法均有误，故予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