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婴儿车、纸尿片等堆放着，占了小半个房间;墙头，彩图上的娃娃露出天使般的笑容;为给孩子取名字，一家人查字典、上网站精挑细选……这原本会是充满欢笑的三代同堂，不过，从去年1月23日起，美梦彻底成了一场噩梦。
上个月，本市静安区法院就一起罕见的新生婴儿死亡事件，判决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构成医疗事故，承担七成赔偿责任，赔偿死亡婴儿父母何军、丁燕(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医疗费、丧葬费、尸检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7.6万余元。
一审官司已结束，但何军、丁燕无法从梦魇中挣脱出来，为了给死去的孩子打官司，他们经历了近1年的煎熬。如今，他们选择继续上诉的艰难之路，“虽然孩子只来到人间32小时，到底是个活生生的生命啊!”
医治三年得胎儿
婴儿死亡事故发生后，原本满腔喜悦等着当妈妈的丁燕服药不断，家人几乎不敢在她面前提到任何关于孩子的事情，打官司主要由何军和父母、律师承担。
听说记者来访，丁燕还是忍住悲痛和家人一起接受了采访。但还没开口，她已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这个孩子来得实在太不容易，一家人从我怀孕开始就一千万个小心，发现再小的问题也要马上解决，没想到，最终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何军、丁燕是四川同乡，一起在国内一所重点大学读完硕士研究生，先到深圳工作，后来到上海，一个供职于世界知名外资公司，一个在国内大型通信公司工作，都是工程师。两人在浦东买房，有了温暖的小家后，都盼望爱情的结晶能尽早来临。
由于身体原因，孩子迟迟没有到来，而夫妻俩要孩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为此跑了许多大医院，治疗了近两年的不孕症，还是没有效果。绝望之下，他们甚至想过尝试试管婴儿。
幸运的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丁燕经过输卵管疏通手术，半年后就怀孕了，一家人十分欣喜。为了确保孩子万无一失，他们虽然住在浦东，但特地选择了浦西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何军几乎每次都陪着丁燕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检查，一项不缺，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一家人满怀期待着孩子降临人间。
2 周末能否剖腹产
为了妻子生产时能陪伴在她身边，本在美国出差的何军推掉了当地还需1个月左右的工作赶回上海。
去年1月20日是星期六，凌晨，丁燕下腹部疼痛。这天已过了预产期，何军连忙将妻子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胎儿正常，建议尝试阴道生产，丁燕和家人同意了。
疼痛在加剧，一阵阵地折磨着丁燕，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到了21日上午，孩子仍无法顺利生产，这时已经过了预产期3天。丁燕觉得自己和孩子都无法再承受了，在当天上午8时向医生提出，自己已经33岁，胎儿又来之不易，为了安全起见，请为她实施剖腹产手术。后来家人也多次请求，“娃娃来得不容易，请你们帮帮忙吧。”
但医生的答复是，“按照卫生局和医院规定，周末只有一组值班医生，不是特殊情况不能做剖腹产。”还表示，“不规则宫缩是临产前的假宫缩，晚上可以用一些药物帮助你休息。”
这时，胎心监测显示，丁燕腹中的孩子已经出现缺氧征兆。母亲和孩子心灵相通，哪怕孩子不能表示，母亲还是为他竭力争取着生的权利。只是，这样的争取甚至乞求被一次次漠视了。
一家人无奈之下，只能继续等待，希望孩子能“坚持”到周一上午，希望医生一上班就能做剖腹产。但生命的到来岂能听任人们的安排?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岂能知道自己应该“避”开周末出生?孩子在母体中无助地受着煎熬……
当天晚上，丁燕在迷迷糊糊中被护士叫醒，说要给她打针，问是什么针，护士说“帮你睡觉的”。打完之后，丁燕进入半昏迷状态。后来，才知道给她注射的是杜冷丁和东莨菪碱，前者有镇静作用，后者则加速了宫口打开。
何军回忆，22日上午4时，有人告诉他，丁燕的宫口打开，让他交了几百元钱后，派了一名“导乐”和他一起进入产房陪伴丁燕分娩。但此期间，医生换了几拨，近十个小时里，没有一名医生专门对丁燕的产程负责。在经过人工破膜，并使用催产素后，当天13时51分，丁燕自然分娩出一名男婴，体重3.32公斤。但此时挣扎出母体的孩子已严重缺氧，经过加压用氧后，还是抢救无效，于23日22时前后死亡。这时，离他出生不过32小时左右。
“孩子出生后立即被送去抢救，没有睁开眼看过爸爸妈妈，我们甚至连他的小手也没有握过……”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军说到这里禁不住落泪。
3 难关重重终胜诉
与医院交涉不成，何军和丁燕决定为孩子走上诉讼之路。“尽管我们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近一年的诉讼道路如此坎坷，远非‘过五关斩六将’所能形容。要不是家人和不少有良知者的支持，我们怎么也支撑不到今天。”
【第一关】病历
何军的母亲听说孩子出生后没有哭声，曾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她马上让何军“快去医务科，封存所有和孩子有关的证据!”她凭着经验知道，在医疗纠纷中，患者难以告赢医院的原因之一，就是等到患者悲痛过后、想向医院讨说法时，许多证据已经难以找到甚至被篡改。
何军迅速赶往医务科，要求院方封存所有相关病历等资料。后来，他请的律师告诉他，光封存不行，还必须将证据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要在每页上都留下自己和医院双方的签名或印章，并写明页码，这样，要增加和减少任何一页都难了。律师还让他把相关资料全部复印，最后将所有资料装好袋封好口，并签上双方名字。
【第二关】尸检
对何军、丁燕的投诉，医院方认为自己并无过错，如有异议，可以尸检。这样的方式，丁燕和家人觉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我游泳时经历过近乎窒息的感觉，当我看到那么幼小的孩子在抢救室硬被插上管子强迫呼吸，心痛啊。现在孩子死了，还要被解剖，更是难以接受。”何军说。
但为了给孩子讨个说法，最终一家人还是同意了。尸检在长海医院进行，考虑到家人的悲痛心情，律师代他们旁观了尸检的整个过程，认为程序合法。最终医生作出了客观的结论，为后来的鉴定打下了基础。
【第三关】鉴定
何军原先的想法是通过司法鉴定，走人身赔偿的索赔之路，但法院向其释明，需要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医疗事故鉴定。
为了能让案件加快审理，何军和家人同意作医疗事故鉴定，法院随后委托普陀区医学会鉴定。
今年7月，普陀区医学会组织召开鉴定会。“尽管之前我有过疑虑，担心业内人士会不会有‘老子包庇儿子’的行为，但在鉴定会上，我觉得多数专家是有责任心的，是愿意帮助普通患者的，只要你提出足够的证据。”
鉴定会那天，4位正式专家和1位候补专家组成鉴定组，医院代表和患方代表面对面询问、答辩。最终，根据专家组半数以上成员意见，形成“患者××和××医院的医疗争议，构成一级甲等事故，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的鉴定结论。
何军说，虽然他至今不知道这些专家的名字，但把他们的面容一一记在了心里，感激他们不忘良知、坚持正义的品德，感谢他们最终作出的公正鉴定。
事实上，这份鉴定书对此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法院依据该鉴定结果等，作出了何军、丁燕方胜诉的判决，这时，离事故发生已近一年。
【第四关】成本
虽然法院判决医院给予何军、丁燕赔偿，但一场官司下来，何军还是感慨“老百姓打官司太难”。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打官司开始，尸检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等就将近4万元，还不包括交通费、误工费，以及为此承受的精神压力和时间成本。他和妻子这样的白领阶层，要承受这样的官司尚且十分吃力，其他收入不高的家庭要打官司又会是怎样的负担?尤其是医疗纠纷类的官司，患者处于弱势，往往连证据材料也很难获取，要打赢官司的几率很小。所以很多人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遭受事故后“流血又流泪”的双重打击。
他说，之所以上诉，一是认为判决医院只承担七成责任有失公道，因为鉴定结果表明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要无辜地担三成责任?二是认为，只在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包含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过低，他提出的诉讼标的为50万元。
对二审的结果，何军不敢抱太大的希望。长期的压力已经让他越来越难以承受，每次收到别人的喜蛋，他都觉得是一种折磨。但他还是选择了坚持，因为在他的梦里，时常出现孩子痛苦的脸庞，似乎无声地在向父母求助，向完全陌生的世界求助……
律师说法
上海市某律师事务所江律师介绍，医疗纠纷正呈逐年上升势头。医疗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加上我国医疗资源的稀缺性，患者对诊疗过程的不理解等因素，都容易引发医疗纠纷，加剧医患矛盾。
但是，也有少数事故确实是因为医务人员的失职等主观因素造成的，而患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往往处于弱势。尽管2002年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不少有利于患者的条款，一般采用举证倒置，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医患双方在事故后沟通难，一些医院躲藏推诿，甚至篡改病历等资料，最终使患者在诉讼中因举证难等因素难以胜诉。
同时他指出，随着医疗诉讼增多，相关法律的缺陷显得日益突出，其中死亡赔偿金已成为医疗诉讼的争议焦点之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赔偿项目中没有单列死亡赔偿金，只能包含在精神赔偿中，一般标准是当地居民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的6倍。而2004年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赔偿项目中有死亡赔偿金，一般标准是当地居民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为此，江律师呼吁《医疗争议处理法》尽快出台;在新法没有出台前，则应设法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