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一：上周六，参加了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三位学者关于“消费者与消费者团体”的研讨会。会上，我们的学者做相应交流报告时，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公交卡充值与消费者自主行为权”的问题，听后略有所感，遂成文一探。另：日本学者的研究态度，与国内的学者相比，着实让人佩服。其中印象深刻的，一位日本学者对于苏力最近关于民间法的研究(大体论点为，民间法要重于国家法。)，提出了一些疑问。他并非反对苏教授的论点，而是认为：学者更应该去关注现在正在发生着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实际问题。
背景二：南京的公交卡充值规定：公交卡充值须以五十元的整数倍。众所周知，50元在我国的纸币中并非最小面值。
背景三：日本的公交卡充值规定：公交卡充值须以一千日元的整数倍。根据折算1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0元，同时，1000日元是日本纸币中最小面值。
从上述的背景二、三，一学者(姑且这样称呼吧)得出结论：在我国公交卡充值须五十元的整数倍的规定，系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其一，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学者习惯将发达国家的立法范式引进过来，直面的抨击我们的思想如何如何落后，意识如何如何不足，但忽略了，法意识的形成过程是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使然，单纯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定法进行对比，得出优劣的评判，缺乏衡量的平台。纵使引进了国外的所谓“先进”的立法例，却最终难移植与其相适应和配套的生存土壤，使得引进物非“怪胎”即“无物”。如同马斯洛的心理需要层次理论，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谈什么自我价值实现??因此，对于如火如荼经行的法律创制运动中，我以为，引进的理由，不是法的先进性，而是在我国的适应性。
其二，中国的学者总对“以小见大”的论断模式乐此不疲，似乎如此以来，方能证明自己的眼界纵深，或是对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禅机的悟性。然而，稍微有点哲学素养的人都明白，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远远重于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实践论上，法律当然并不能同时解决所有矛盾，于是法律作为多数人正义的原因和结果，不得不选择较为主要的矛盾加以解决。那么，公交卡充值一论，就见了分晓了。首先，这根本算不上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将精力更多集中在购房中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上?目前而言，消费者最关心的莫过于此，且远胜公交卡千万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搞法律研究的，似乎更要关注最主要的矛盾，这个才是归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啊。否则，学者文人岂不成了做太平文章的闲人了?学者如果失去了对现实的研究性以及其结论对公共决策的建议性，学者也就实质上消亡了——尽管他或她还冠以学者名讳。[page]
其三，至此，反对者有力的反驳是拿“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典故质问：“为何小问题就不能研究，难道小问题就不值得关注吗?”，上文“其二”论述的是“公交卡一事”的必要性，这里为反驳质问，将讨论“公交卡一事”的合理性。将公交卡一事堂而皇之提出来的论者们，无非是认为此事极为不合理，如此，只要能证明事实上此事并非“论者”所单纯的从理论上看到的那么不合理的话，其相关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