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从主体资格上考虑：他们认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
至于如何判定“知假买假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梁先生认为凭一般人的社会经验来确定，他举例说按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一次购买使用1 部手机的是为生活所需要，如一次购买6、7部手机，就不是为生活所需要。还有学者从《消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消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制定的。《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总是处在弱者的地位，而知假买假者则不同，他们在购买商品前已经了解经营者出售的商品的真实情况，有时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知识比经营者还要多，因而在买卖关系中并不处于弱者的地位，而且对打假者来说，将其认定为消费者，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可能会使其获得与其劳动付出不相符的收益，有悖公平原则，所以知假买假者不应认定为消费者。另一方面，“知假买假者”在消费过程中并非欺诈的受害者，因而也不能获得双倍赔偿。
但笔者认为使用或者利用商品是消费，购买或者接受某种服务也是消费，知假买假者只要是购买或者接受服务，就是消费者，就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并且《消法》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某些具体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如果按此理解，计算机专家在市场上购买自己使用的计算机也不是消费者，因为其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可能比商家还要多，在买卖关系中也不处于弱者地位。如果其买到的计算机是假货，也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条款。
显然，这种理解是荒谬的。从逻辑角度出发，将“知假买假”者认定为非消费者，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知假买假”者若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消法》要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不折不扣的消费者。在我国当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等部门的力量打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介入。怎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打假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利益机制，使人民群众打假能够有所收益。因此，对“消费者”的含义应作广义的理解，将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利用利益机制促进其打假的积极性，对于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净化市场，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终受益的还是广大的消费者
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陷于错误认识不能作为《消法》上欺诈的构成要件。
经营者的行为只要具备了主观上的过错与客观的现实性，其行为性质就不应当因为他人的主观认识而有所不同，这正如盗窃者不能因为未被发现就不再是盗窃者一样。《消法》的立法目的还在于通过对欺诈的惩罚，减少甚至消灭欺诈，保护交易安全。如果欺诈者存在欺诈的过错及行为，但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而认定该行为不是欺诈。那么，就会纵容欺诈行为，交易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只要有欺诈的过错及行为，欺诈者就应当承担欺诈的后果，而不应当考虑欺诈相对方的主观态度，故应获得双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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