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赔偿要求方大多为女性。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男性较少。主要因为女性受体力所限，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由于中国家庭“男强女弱”现象普遍存在，男性的社交圈、生活圈明显大于女性，夫妻之间在文化层次、工作环境、人生价值观方面出现较大差异后，如缺少对婚姻关系的经营和维护，男性出轨的机率加大;随着女性婚姻观念转变和维权意识的提高，不少女性不再选择隐忍，敢于选择通过离婚并提出离婚赔偿来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是要求赔偿理由多非法定。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理由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当事人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理由与法定事由不相契合，涵盖了家庭暴力、婚外同居、外遇、遗弃、有非婚生子等。因为《婚姻法》规定的不周延性，其列举的四种过错不能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同时没有考虑到婚外性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使得法院认定存在顾虑。
三是当事人诉请与法院判决相差较大。多数当事人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并辅之以精神损害赔偿，且数额较大，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但法院实际判决数额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名目上有损害赔偿，或不确定损害赔偿，但在过错认定的基础上，对财产分配予以倾斜。
针对以上特征，北京三中院分析原因如下：
一是婚姻法规定的适用条件过窄。《婚姻法》采取列举式的方法，规定出四种具体的过错行为，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形，使得像欺诈性抚养、夫妻一方故意隐瞒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长期吸毒等情形排除在损害赔偿范围之外。
二是举证存在困难。婚姻期间的损害行为往往具有隐秘性，证据的取得和保留也是相当困难。特别是因婚外情导致离婚所产生的离婚损害赔偿，由于受到舆论或者道德的约束，这些婚外情行为并不容易被发现，也不易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有效证据，其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三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规定不明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明确了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对于财产损失的赔偿，造成多大的损害就要赔偿多少损失。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在离婚损害赔偿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但是，该解释还是没有使得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认定标准明确化，同时，也没有明确物质损害或者说财产损害的范围，只是规定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在审判实践过程中还只能靠法官根据不同的案情进行自由裁量。
因此，建议立法中考虑扩大“过错”的范围，将夫妻忠实义务的婚外情，赌博、吸毒等恶习一并列入;并增加兜底条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由法官根据案情和伤害后果进行具体的裁量。由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证据存在隐蔽性，可以适当放宽举证责任。同时确立赔偿数额的裁判标准，如无过错配偶一方遭受到的物质或者精神损害程度，过错方行为的动机、手段的恶劣性程度，婚姻存续时间的长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