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下午3时，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一位清洁工指着一辆运垃圾车边穿同样橙色衣服的两个同事说：“左边的是临时工，右边的是正式工，他们每天干一样的活，可临时工每月拿400多元，正式工每月拿1000多元。”
这样的“身份歧视”，老工人童康健已经经历了24年。
武汉近万环卫工遭遇“身份歧视”
“从1981年进单位到现在，我干了24年清洁工，可还是个临时工。”54岁的老工人童康健，是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局一元环卫所的一名清洁工，是所里屈指可数的“老资格”。
名分上的差异在工资待遇上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出来。“工资加上各项福利津贴，满打满算520。”童师傅介绍说，“可是正式工就不一样了，每月有1200元～1500元。2003年的年终福利，正式工拿700元，临时工只有三四百元，分米分油，临时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就连加班工资临时工也只能拿到正式工的一半。”
而在一元环卫所的“临时工”中，童师傅是收入最高的，有的临时工只有300多元。而根据武汉市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为400元。
车站路环卫所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临时工”告诉记者，她们也干了一二十年了，至今每月工资390元。他们没签过任何合同，几乎不敢想退休金，更别提给上社会保险了。
据了解，一元环卫所现有160多名职工，按照有无事业编制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身份，临时工约有一半。整个武汉市环卫工人的人员编制多年未变，1.5万多名环卫工人中，临时工近9000人。
而根据国务院1989年第41号令：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下，临时性、季节性用工。事实上环卫所90%以上的农民工均连续干了数年。
一张废报纸引起诉讼
来自湖北省黄梅县的涂中秋也是一元环卫所的临时工，1990年就进单位，至今有10多年。1995年，涂中秋曾和一元所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但合同上并未标明期限，并且后来单位也一直没有组织续签。和许多“临时工”一样，涂中秋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待遇心存疑惑。
2003年元月，涂中秋在清运垃圾时捡到一份废报纸，看到了一篇名为《国务院为民工撑“保护伞”》，几天后又看到《打工仔与老板对簿公堂》的文章，反映个体老板没给工人办社会保险输了官司。
拿着报纸找领导，领导很不以为然。于是，15个临时工联名向江岸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但得到的答复是：环卫所是事业单位，不归他们管。
另一名临时工李少平的弟弟李宜才，认为环卫所的做法是违法的，自告奋勇义务当大家的代理人。这些临时工中签了合同的涂中秋等5人委托李宜才申请仲裁。在申请书中，他们认为：环卫所不给合同工办理社会保险、跟正式工差别待遇等做法违反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条款，要求同环卫所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工作以来的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
2003年3月，江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达仲裁裁决书，裁定环卫所支付5位工人2003年春节加班工资(3天)，补办五人2002年5月至2003年2月的养老保险。2003年之前十几年的加班工资，仲裁委以“超过时效”驳回;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据《劳动法》“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驳回了5位申诉人对环卫所支付补偿金的请求。
工人们对此不服，从《劳动法》中找到依据：“因用人单位原因，迫使劳动者解除合同的，应支付劳动报酬”。他们转而向法院起诉。
然而，经过武汉市江岸区法院的初审和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与仲裁裁决大同小异。支付长期以来的加班工资同样没有被支持，其理由是“不能提供多年间加班的证据”。至于补足同工不同酬的差额，法院认为既超过时效，又没有证据证实，也不支持。
维权失败后的疑问
面对法院判决，原告当事人感到很失望。代理人李宜才则认为，法院部分判决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他认为，劳动时效的起算点应是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2003年元月，而不是侵权时，所以没过时效。至于“证据”，他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劳动者的工资、加班时间这些证据应该由用人单位提供”。而对法院认定原告主动中断就业不能获取经济补偿金，李宜才说：“法律条文中的‘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合同’，是指劳动者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先决条件是劳资双方没有发生争议，用人单位没有违法过错为前提。而本案中环卫所明显违背《劳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条款。”
终审判决后，李宜才曾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都没有结果。“事实上，环卫所的侵权行为至今仍在继续。”李宜才说。
而涂中秋等5位上诉临时工从2003年3月起已经离开环卫所，另谋生路。
歧视背后的体制之痛
武汉市江岸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两年多来，他们已发生农民工用工争议、诉讼10起，其中经一裁两审就有4起，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