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与以往相比，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扩大，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二倍确定，可以获得援助的人员从低保人群已拓展至低收入人群。更为关键的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建设，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法律援助责任考核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责任。
法律援助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全面部署，基层法律援助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目前，我省已经形成了省、市、县、乡、村(居)五级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在省、市、县(市、区)实现了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大厅全覆盖，各地均开通“12348”法律援助专线。需要援助的申请人可以通过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过去12年间，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9.4万件，受援对象(包括咨询和代书)252.6万人，帮助受援人追索各类赔偿总计23.6亿元。我们相信，随着《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更多的案件当事人能够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挺直腰杆，维护公平正义。
讨薪遭拒诉求无门，如何依法维权
讲述人：阳曲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任敏华
【基本案情】
任某等67名农民工与A公司签订了施工安装合同，约定为A公司承包的B单位安装彩钢板。任某等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交付了工程，并经验收合格。由于B单位未及时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致使A公司无力支付任某等67名农民工的工资，仅是出具了总计欠工资款57万余元的欠条。工程完工已有三年，任某等人多次索要劳动报酬，但因B单位未与A公司办理结算，工资款一直未予支付。2012年12月A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罪被刑拘，公司财务被查封，任某等再次找两公司追索劳动报酬，但两公司相互推诿而得不到解决。
【律师办案】
这是一起67名农民工讨薪遭拒，诉求无门，最终形成群体性信访事件的援助案件。2013年1月16日，根据县委领导安排，阳曲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承办此案。
由于本案涉及的A公司法定代表人已被刑拘，而农民工又急于拿到劳动报酬回老家过年，如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此案，则耗时较长，若B单位能配合进行调解，本案有可能尽快得到解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律师在谈话过程中发现，A公司既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又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而B单位在明知A公司不具备建筑施工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将彩钢板安装的工程发包给了A公司。事实上，对于因违规发包造成的工资拖欠问题，国家相关法律早有规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规定：“因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由此，律师提出，A公司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但B单位仍然将工程发包给A公司，所以应对A公司拖欠任某等67名农民工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律师在提供了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B单位表示认可律师的意见。2013年1月29日在律师的见证下，B单位将总计57万余元的工资分别存入每个农民工的银行账户，这一长达三年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明知自身权益受损，面对国家机器如何维权
讲述人：山西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喜云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马某在农贸市场院内参与耍小钱(压小宝)，突然有人喊警察捉赌，马某被挤倒在地受伤。随后民警把马某在内的部分参与人带到警车上并送到公安局。从13时到24时，马某由于受伤不能自主行动，公安机关指定其他嫌疑人员背着马某进出共提审三次。最终，办案民警对包括马某在内所有参与压宝的人员进行了行政罚款处理。由于马某无法自主行动，办案民警电话通知其孙子到公安局，其孙见马某伤势严重，便立即送医院。经医院诊断马某为髋部骨折并进行了抢救，6月30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此后，马某的家属多次找公安机关理论，但公安机关一直以马某的死亡跟公安合法传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予以回绝。
【律师办案】
这是一起社会影响较大的出警伤人案件。受害人在人身权利受到国家行政机关侵害时，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公安机关而不敢维权；有些法律服务部门畏权而怠于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2014年7月，当事人走进县法律援助中心便民服务大厅，我在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之后，很快接手办理了这一法律援助申请案件。
本案中，当事人被医院诊断为髋部骨折，伤残等级为七级。核心问题是公安局辩称对马某只是依法搜查及审讯，程序合法，马某的死亡与公安机关的传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按照《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进行安全检查时，应当对被检查人员进行全身检查……违法犯罪嫌疑人有明显外伤的，应当拍照并对外伤及时进行处理，对伤情以及处理情况应当在检查笔录中注明。”显然，被告在询问期间没有对严重受伤的马某采取任何措施，此行为不但加重了马某的病情，而且延误了及时治疗。《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告知、通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第五十五条规定：“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被告在口头传唤原告父亲马某并在办案区进行过长达九个多小时的审问后没有及时通知原告到场违反了此项规定。
最终，法院依法采纳律师的代理意见。在审判庭对案件合议之后，被告公安机关主动提出愿意跟原告和解，两律师通过做受援人的工作，确定了调解意见。随后，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至此，这起因公安机关出警抓赌引发的伤害事件，通过法律援助得以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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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扩大
法律援助总体分为民事行政类法律援助事项和刑事类法律援助事项，新修订的《条例》将劳动争议、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医疗事故、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责任事故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项，农民因使用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农机等)请求损害赔偿的事项纳入了民事法律援助范围；同时将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和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的依法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