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第一代打工者逐渐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保障问题已经开始突兀地显现出来。
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新闻说，自湖南来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4岁，1987年她来到广州打工，1998年按规定开始参加广州市的养老保险。本来应当明年退休的她，却因为没有达到《广东省社会保险条例》规定的个人缴费须满15年的年限而无法领取养老金。在现行的养老制度下，户籍湖南的易承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退保，领回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11年的养老保险变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二是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衡阳老家，但只能转个人账户的资金，单位缴纳的资金，由于是统筹账户不能互转，易承芳必须补缴过去11年企业缴纳的统筹资金。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作用的基本失效。
易承芳的养老问题讲起来有些复杂，但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整整一代务工者面临的养老困境。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在1997年后才开始启动，而且由于地区之间无法互转，这就意味着千千万万个易承芳将成为晚来且依然割裂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牺牲品。
即便我们再乐观一点，把眼光投向比他们年轻一点的人，15年的参保年限没问题，但“无法互转”却依然坚挺，在他们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的流动面前，非要用“没有长远眼光”来说明大规模退保潮出现的原因，多少有一点强词夺理的味道。
从解放人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为主要驱动力的人口流动总是最先发生作用的。1978年，自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的政策开始，巨大的人口流动潮就成为市场经济推行过程中最波澜壮阔的景象。30多年来，从被束缚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动的人们，脱离了“盲流”的称谓，成为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明证， 成为“人口红利”的突出体现，成为经济奇迹和“世界工厂”荣耀的创造者和支撑者，他们仍然不属于他们工作的城市，他们在主动流动，也在被迫流动。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高度依赖，但城市却从不主动打开城门迎接劳动人口，甚至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表现出相当大的不情愿和限制，这一点，我们从不乏例证。
易承芳们的问题，其实是劳动力在实现了流动和解放后社会政策未能及时跟进后果的集中显现。它现实地证明，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人口流动浪潮已经开始30多年，它所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被钉在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中，钉在户籍制度上，画地为牢，无法随人口的流动而自由转续。
这种巨大反差的本质，就是人为的把城乡居民直接划分为在权利、机会和风险方面存在极大差别的社会集团。两个集团各自封闭，独自运转。从进城务工者来说，他们的人生直接断裂为两个切面，工作在城市、纳税在城市，而结婚、生儿育女、孝敬老人和养老安居却要退回所来之地，以另外一种样态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