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该《规定》。根据《规定》，单位和个人应该“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违者个人最高罚200元，单位最高罚5万元。
乱扔垃圾作为一种量大、面广的程度轻微的失范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在公交车、公厕、马路等公共空间，人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异质性;在违规成本较低的情形下，一些道德水平低下和文明素养缺失的人们，难免会“轻率糊涂”地乱扔垃圾。
不论是图方便省事的投机心理，还是“破窗效应”下的失范感染，抑或“公地悲剧”下的集体无意识，乱扔垃圾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既折射了转型时期一些不良的社会心态，也凸显了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短板--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禁止乱扔垃圾犹如一个 “稻草人”，只能对人们起到表面的威吓作用，难以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
靠罚款能否催生社会文明，这是一个历来备受的争议性话题。反对者认为，社会文明水平离不开公众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的提升，需要发展观念的转变、价值排序的重塑和人文关怀的重振，仅仅依靠罚款难以打造出一个文明城市;赞成者认为，通过罚款提升社会规范的外部控制力，提高不文明行为的违约成本，有助于催生社会文明。
老百姓既是社会规范的受益者和判断者，也是社会规范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需要为此支付成本。一个好的社会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规范才能具备强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为感召力和激励力量。面对“乱扔垃圾罚款”，我们不能进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而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强化其实施操作系统，提升其使用价值。
作为 “花园城市”，新加坡的美丽环境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其一，针对乱扔垃圾，新加坡不仅进行较高额度、逐次攀升的罚款，还设置专门的环境稽查员，并在一些地方安装摄像头监控高楼坠物情况。其二，新加坡将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其三，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专职部门来帮助普通居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
由此观之，“罚款依赖症”固然不可取，但审慎的罚款却是社会治理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只不过，在戴上“紧箍咒”的同时，要为老百姓不乱扔垃圾提供便利条件。毕竟，罚款不是目的，催生文明才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