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律学者、专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的“醉酒驾驶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等言论并无不妥，理由主要有(《南方周末报》，2011年5月19日，第4版)：
其一，由于酒精对不同的自然人的身体作用不同，有的驾驶机动车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已经呈现醉酒状态，但对于有的驾驶机动车人员，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却未呈现醉酒状态。故，“醉酒驾驶罪”仅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作为入罪的标准，不科学。
其二，有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人员之所以醉酒驾驶，是由于某些客观原因而作出的无奈之举，不应入罪，如：行为人公务在身，醉酒后无他人代驾而驾驶机动车;
其三，行为人在人车稀少的深夜醉酒驾驶机动车。
以上理由的潜台词是：如果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就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不认为是犯罪。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正确、理由不成立。
首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只适用于结果犯，不适用于危险犯。因为对于危险犯的“人身危险性”，仅有“危险状态”达到或未达到之别，到达则入罪，未达到则出罪，对于其“情节轻微与否”和“危害是大还是小”，既无审查的可能性，也无审查的必要性。对“醉酒驾驶机动车”，只需审查醉酒驾驶机动车人员的“酒精含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即可，无需考虑其“情节是轻微还是恶劣”、“危害结果是大还是小”。
其次，以驾驶机动车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作为“醉酒驾驶罪”罪与非罪的标准，从立法技术上讲，具有可执行性和科学性：“醉酒”表现出来的状态千差万别，单凭主观判断行为人是否“醉酒”，难以做到执法标准统一，可能导致执法或司法不公，甚至为执法、司法腐败打开方便之门。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是一个量化的、普遍的、统一的标准，具有可执行性，可戒除执法、司法的随意性。此种“一刀切”的立法例并不鲜见，如“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等，并不能因为其没有兼顾特殊个体的特殊性而认为其不科学，因为除此方法外无更优选择。故，以驾驶机动车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达到某一数值作为“醉酒驾驶罪”罪与非罪的标准是立法的不二之选。
再次，“有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人员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醉酒驾驶”和“行为人在人车稀少的深夜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既然已经“醉酒”(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还驾驶机动车，就已经构成“醉酒驾驶罪”。前述所谓的“某些客观原因”、在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地点和时间犯罪，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仅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