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快速高效的发展，私家车在人民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普遍，有驾照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近两年来，有些城市接连发生醉酒驾车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给他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威胁，对这些驾驶者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罪名使其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这其中一些醉酒驾车者以“交通肇事罪”被处罚，一些醉酒驾车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由于两种罪名的罪刑差别较大， 加之“醉驾”引发的恶性伤亡事件的激增，这个问题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法律的困境同时也跟着暴露出来。
醉酒驾驶实际上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一个社会难题，很多国家也已经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制和制裁。我国面临同样问题，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正式将“醉酒驾驶”定为犯罪，并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笔者认为，为了维护安全的交通秩序，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将这种主观故意的行为在刑法层面给予明确定性并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和法律条文十分必要。
一、醉酒驾驶行为分析
(一)醉酒驾驶的行为性质
1、行为主体
本罪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醉酒驾驶的行为主体不能理解为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一切人员，也不能理解为仅指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的驾车人员，而应理解为一切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和保证交通运输的人员以及非交通运输人员。
2、行为客体
在客体上，醉酒驾驶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而且也对马路上的行人，甚至是道路边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致命威胁。这就体现出醉酒驾驶行为客体的不特定性正是其这种不特定的性质导致醉酒驾驶行为的危害进一步扩大
3、行为人主观方面
在醉酒驾驶之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只有可能是间接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此结果的发生，对此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不加任何制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努力。也就是说醉酒者在主观上能够控制和识别自己的行为可能给无辜者造成巨大伤害却放任自己的行为，漠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肆意驾驶，主观上已经构成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驾车，那么此时就是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为积极的追求具体某人的死亡而醉酒驾车的话，就是直接故意就应当被判为故意杀人罪 。
(二)醉酒驾驶屡禁不止的原因
醉酒驾驶，要有三个因素才能形成醉酒驾驶。驾驶者、醉酒、汽车缺一不可，那么醉酒驾驶的原因也要从这几方面找。醉酒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中的一大隐患，是“公路杀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明知故犯，屡禁不止，屡整不绝，本人认为，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
一是驾驶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喝点酒开车问题不大，的确有的人多次饮酒驾驶，也没有出事，因而对酒后驾车神经兴奋、失去控制力、辨别能力、处置能力的危险性，危害性认识不足。这种情况往往发生“三种人”身上：一种是年青人，这些人胆子大，不考虑后果，认为没关系，喝了酒开车慢一点就行;二种是公安机关、党政机关、有熟人、有朋友，一旦被交警抓获，有人为他说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种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认为开车技术好、运气好，喝点酒碍不了大事，自己经常饮酒后从来没有出过事。
二是思想认识有误区，存在侥幸心理。少数机动车驾驶人认为，酒能御寒，酒能壮胆，酒能提神，“武松景阳岗上醉酒打死老虎”，就靠饮酒壮胆提劲。因此，酒后驾驶不会有什么后果。加之，一些人饮酒驾驶，甚至醉酒驾车的确没出事。事实上也不是每个人每次喝了酒都发生事故，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毕竟是个别现象，多数饮酒，醉酒驾车的人没有出事。因此，有人认为，我就不相信我饮酒，醉酒后就一定要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冒险饮酒驾驶，甚至醉酒驾驶。
客观原因
一是查处酒后驾驶难度大。酒后驾驶多发生在夜间，一些“醉汉”、“酒鬼”很难对付，有的借酒发疯胡缠蛮缠，甚至暴力袭警，有的对酒精检测仪的测试不认可，有的甚至拒检，驾车闯关，逃离检查现场，客观上造成一些“醉汉”、“酒鬼”侥幸过关。
二是整治酒后驾驶干扰大。抓到一个酒后驾驶，说情电话不断，一些党政机关的领导委托公安交警部门的领导出面说情，软磨硬缠，要求只教育警告不处罚，弄得执勤执法民警骑虎难下，想来想去只好服从领导，“放一马”算了。
三是治理酒后驾驶的法律偏软。有人认为：即使是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负全责，情节特别恶劣的，最重也不过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只要赔偿得好，可以判缓刑。成都孙伟铭醉酒无证驾驶连撞5车，造成4死1伤，又是逃逸，可谓情节恶劣，法院认定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因赔偿好没有判死刑，仍然保住了性命。
四是社会环境给救驾提供了温床。我国的酒桌的文化、风俗、人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在这里不再过多论述。
五是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公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加促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样也提升了酒驾事故的发生率。
二、国内外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态度及规定
醉酒驾驶在全世界都存在，但是在处罚方式却显得不同。现看看外国外方面对于酒驾的相关规定。
(一)日本对醉酒驾驶的相关规定
日本：醉酒驾驶者，处两年以下徒刑或10万日元以下罚款。带有酒味驾驶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5万日元罚金。醉酒驾驶两次以上者，将被判处6个月徒刑。日本对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0.05%驾驶员，判两年以下劳役，罚款5万日元，吊销驾驶执照，同时追究向驾驶员供酒者的责任。在日本酒后驾车，不仅驾驶员会被处罚，车上的乘客也会被罚，即使这名乘客没有喝酒。
(二)英美等其他国家对醉酒驾驶的规定
英国：英国酗酒开车的初犯驾驶员，吊销驾照1年;在10年内重犯者吊销驾照3年，外加1000英镑罚款;在10年内若3次被判酒后驾车罪名成立，法院将对他的屡教不改判吊销驾驶证109年;酒后发生事故者将终身无驾车资格，经济上将受到重罚的同时还将面临牢狱之灾。[page]
美国部分州：醉酒驾车即便是没有发生人身伤害交通事故，一旦被警察查出驾驶人酒精含量高于法律标准，就会被拘留关押，然后由刑事法官宣判，最低的可判1周监禁，重的可以判1年监禁。司机酒精浓度超过6mg/100ml，将被无条件吊销驾驶证。美国法律规定，当一个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8%时驾车，被视为醉酒驾车。如果被警察第一次抓住，要当场没收驾照，并被立即送到拘留处医疗中心，关押12至48小时，理由是禁止他不清醒时再次上路。次日，这名司机要交纳数千美元的“保释金”以及250至400美元罚款才能走出拘留处，外加75美元医疗中心使用费，并吊销驾照一年。酒后驾车撞人事故则被定性为二级谋杀，并面临巨额赔偿。在加利福尼亚，对酒后开车的普通处罚是罚款、罚扫大街等，若罚后照喝不误，便去参观城内的停尸房，让他们看车祸中死亡者的解剖过程。
瑞典：血液中酒精含量限制2mg/100ml，对超过酒精浓度的司机，重者将坐牢两年，轻者被扣驾驶证一年。
澳大利亚：对醉酒驾驶员，如系初犯，罚款10美元;如系重犯，要处10年有期徒刑。除判刑外，还要把驾驶员的姓名登在报纸上的《酒醉与入狱》大标题下示众。
俄罗斯：《反酗酒法》规定：驾驶员最多的饮酒量以一杯啤酒的量为限，行车过程中驾车人不得喝酒，酒后行车如果是初犯，会被取消一至三年驾驶资格;再犯的话，就会受到三至五年不许开车的处罚。如果因饮酒造成交通事故，驾驶人员将受到五年以内监禁，罚款、吊销行车执照，剥夺终身驾驶权利等处罚。
新加坡：酒后驾驶，初犯者将受到1000至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长达6个月监禁;重犯者强制监禁1年，并且处罚金3000至10000新元;累犯者的罚金为30000新元及最长10年的监禁。
挪威：酒后驾车系初犯者，处21天拘留，没收驾驶证3年;重犯者，处60天监禁、3300美元罚款。还有一条特别的法规，准许法官判醉酒驾驶员每年入狱1个月;若继续违反，则时间持续20年。尽管醉酒驾车的驾驶员入狱的实际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但却使其心惊胆战，时刻提高警惕，不再酒后驾车。否则，在未来20年里，就会受年年监禁之苦的煎熬 。
三、醉酒驾驶入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醉酒驾驶入罪的必要性
必要性，即当为性，表明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意义，表明通过实施建议达到目的，解决问题的效果、实现的有利因素和条件。 [4]必要性其实是解决“现实需要、与时俱进”的问题，因为法律的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乃是法律与生俱来的一个胎记，由于成文法的局限，立法者不可能完全预见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中的未知事件，所以，法律需要不断完善，可以说，完善法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与发展，存在即需完善，没有一部成文法的规定可以一劳永逸，刑法当然也不例外。
1.从我国交通现实情况分析入罪的必要性
杭州酒驾司机连闯6人、“我爸是李刚”事件等，每天行走在大街上的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些“公路杀手”的威胁。我们都不是钢铁侠，不能拿肉去和钢铁硬着干。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酒驾事故的频频发生已经不能不去重视了，它已经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达到必须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去解决的程度。
我国目前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了全球的15%，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汽车占有量少，交通事故率低，法律惩处不严，导致这样比例的存在。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后驾驶已经被列为车祸致死的主要原因。我国尤为突出，每33分钟就会有一人死于与饮酒有关的交通事故。酒后驾车交通事故只要出事一般都很严重。因为出事的时候司机是醉酒状态，生理上已经不能及时解决当前情况。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卷入与喝酒有关的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为30%，显而易见，饮酒与开车是多么可怕的致命结合，正是由于酒后开车这个“罪魁祸首”使得一幕幕本不该发生的惨剧接连上演，造成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
2、从法律现存缺陷分析入罪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条是典型的过失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的发生是刑法介入的前提，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罚，对交通事故的预防显得微不足道，且本罪只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没有规定量刑的具体情节，为此，最高院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及其第一项的规定可以看出“酒后驾驶”是作为一个降低定罪标准的一个情节而被规定。也即如果行为人在具备了“酒后驾驶”这个情节之后并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即可满足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而从第2条第1款第一项的规定，“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可以看出与有“酒后驾驶”这个情节相比，在没有“酒后驾驶”的情况下，只有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要求。但是，如果存在造成交通事故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且具有酒后驾驶的情况，其法定刑却只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为相关法条并没有对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加重处罚并没有做出规定，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样的量刑是存在问题的的。这实际上等于对酒后驾驶行为没有作出相应的评价，这样的处罚明显偏轻且很不合理。
因此近些年为了加大对引起公愤的“马路杀手”惩罚力度，司法机关试着以量刑更为重一点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一些严重的醉酒驾驶案件。自从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定罪后，人们看到了醉驾行为被严惩的可能，但是，舆论却因此产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在醉驾案件中，“交通肇事”与“危害公共安全”两个罪名之间，该如何选择，如何区分。这样一个行为有时适用交通肇事罪，有时则又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要说普通公民弄不清楚，就是司法机关在碰到这类案件时也会犯愁，一种行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行为人可能觉得过重，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又过轻，学者们对此也各持己见。有媒体评论说，如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不再，即便醉酒驾驶行为都得到了严惩，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现状明显暴露出了法律的困境和漏洞，为了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有必要将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给群众一个更能信服的处罚结果。[page]
(二)醉酒驾驶入罪的可行性
可行性，即指可操作性，必要性解决的是应然的问题，可行性解决的是可以所然的问题，将酒后驾驶行为纳入刑法，是否可行?有人对此表示担心。有人认为，法律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如果将醉酒驾驶入罪的话，似乎成了法律以惩罚为目的。为此，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教育是目的，惩罚是手段，当我们的教育不能让那些具有饮酒驾驶恶习的人改掉恶习，甚至通过行政处罚也不足以改掉饮酒驾驶的恶习时，就说明人们对酒后驾驶的重视度不够，现有法律的威慑力不强。
1、将酒后驾驶行为入罪符合民众的普遍要求
酒后驾驶行为给公共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悲剧的不断上演，将酒后驾驶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成都男子醉酒驾车闯红灯，连撞5车撞飞4条生命，黑龙江鸡西司机醉酒驾车连撞26人致2人死亡，南京司机酒后驾车连撞9人 ，5人死亡包括孕妇，杭州保时捷撞死17岁女孩等等一系列的惨案，使民众对酒后驾驶所造成的危害已深恶痛绝，普遍要求要遏制这种行为，而法律实施的最终目的是使民众能够有秩序的生活在社会之中，并因此实现生命之价值，将其入罪能有效维护公共秩序，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将酒后驾驶行为入罪正是民意的体现。
2、醉酒驾驶入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基于醉酒驾驶行为的较大危险性,危害后果严重性,以及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社会公众对这类犯罪更为痛恨,有必要给予严厉处罚。在刑法未作相应的修改补充的情况下,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虽然可以解决处刑过轻的问题,但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有严格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的案件,只有极少部分才有可能勉强按此罪定罪处罚,对其中的绝大部分犯罪案件,如果行为对危害后果仅仅是过失,那只能按交通肇事罪处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犯罪处罚过轻的问题。在交通肇事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缺乏一个过渡性罪名,以包容醉酒驾驶行为的大多数情况,即醉酒驾驶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但行为人所持主观方面为过失。如果不改变现状,对以对醉酒驾驶行为不能客观评价,将导致处刑畸轻畸重的不合理现象,甚至演化为个案不公。
3、醉酒驾驶入罪有利于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
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其目的在于对已经犯罪的人及潜在犯罪人产生心理威慑效果,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对交通肇事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轻刑化是“马路杀手”增多的一个原因。刑罚的作用,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刑事打击的及时性和必然性。只有将醉酒驾驶设为独立的罪名,以刑罚来威慑醉酒驾驶行为人,使其理性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有效地控制危险驾驶这一对公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社会行为,达到刑罚的预防目的。
综上所述，从我国社会现阶发展情况来看，不管是从为建设和谐社会角度出发，还是从建设行之有效的法制社会出发，将醉酒驾驶的入罪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各国的法律制度均受制于本国的国情,但在与犯罪做斗争的对策上,也存在相通与可借鉴之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注重保护正常交通秩序和行人车辆安全,并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也许依据将来社会不断变化后的实际情况对待酒驾的看法会有所改变。但现阶段为了广大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为了让法律更灵活有效，为了顺应国际潮流、解决当今酒驾严重的情况，我国以法律手段抑制醉酒驾驶行为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醉酒驾驶是在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行为，交通运输的特点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公私财产的广泛破坏，虽说其行为在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是介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两罪之间的处罚方法差别较大，且对醉酒驾驶行为以这两罪处罚均不太适宜。因此，在两罪处罚区间内设一新的醉酒驾驶罪是十分必要的，将醉酒驾驶入罪符合“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对法律完善的要求。醉酒驾驶的入罪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