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行为必须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条件。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具有《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即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脱离现场的行为，才能认定为逃逸。
脱离现场的目的必须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确认行为人是否逃避法律追究，要看其主观目的。
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应遵循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准则，即“逃逸”是因，“死亡”是果，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受害者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已制造的危险结果的范围，则这一死亡结果客观上不能归责于他。上述的第一种观点有欠缺，首先其不符合立法精神，因为它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解释为第二次交通肇事中撞死的其他人，而不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伤者。这种思路明显与立法者增加该规定的出发点相悖，而且这种为了解释法条而随意发挥其想象力并任意扩大某一词语的基本内涵的做法，也与当今我们所推崇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其次，其与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也相悖。《解释》第３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７４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显然，这些规定均将二次交通肇事排除在外，“因逃逸致人死亡”显然是指肇事以后因逃逸而致先前的受害人死亡。第二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因流血过多”的表述不规范，“流血过多”是从死亡的原因上进行表述的，并不能说明“流血过多”是因逃逸行为所造成，如有的肇事者虽逃逸了，但被害人当场就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对肇事者就不能以刑法第１３３条第三个量刑幅度予以量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肇事后，并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且撞了人。如果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并不知道自己撞了人，且经查证属实，则不能以“因逃逸而致人死亡”的情节予以量刑。是否有证据证明，既不能以肇事者本人所述为依据，也不能由办案人员盲目判断为标准，而应当周密调查，综合判断，在把握上应有严格的尺度和标准。
（２）被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害人的死亡仅仅是由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救助义务，不及时抢救而驾车逃跑的逃逸行为造成的。
（３）被害人死亡是由于逃逸行为而造成的，被害人的死亡除交通行为导致外，未介入其它的因果关系和条件。如果介入其它的加害行为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则不属于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范围之列。如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而逃逸，被撞者被他人送至医院抢救，但由于医生的玩忽职守出现医疗事故致使被撞者死亡，或抢救期间因其他意外导致死亡的，或者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后，为逃避罪责开车将被害人移到偏僻处甚至将被害人轧死后又逃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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