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晚，台州路桥宣传部对外公布了“台州税务局干部猥亵女童”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没有证据证明皮宗其当时的行为存在违法情况，鉴于皮宗其系国家公务员，其在公众场所的不检点行为已严重损害公务员形象。13日，台中路桥区税务局对皮宗其作出了记过处分。(《青年时报》12月14日)
这个处理结果让人不解!深圳版“猥亵女童”案的主角林嘉祥被交通部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时，笔者曾撰文表示处分过轻，并指出“没有职务可撤销的普通公务员犯事又该怎么办呢?”——一语成谶。不能不说，皮宗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没有职务可撤，他只为其恶劣的行径付出了无关痛痒的“记过”代价，但他的幸运却是受害女童和她的家人，乃至所有心怀正义的公众的最大不幸：越来越轻微的处罚，将给那些公务员队伍中的败类怎样的心理暗示?
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称，“没有证据证明皮宗其当时的行为存在违法情况”。这与当时公安部门对林嘉祥的行为认定基本相同。不管这个调查结果是否公平正义，但至少表明，这两起事件的性质和恶劣程度是同等的，按照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原则，这意味着皮宗其最起码应当得到与林嘉祥基本同样的处罚，怎么可能只是给予其事实上轻微得多的“记过”处分呢?更何况，林案在前，皮案在后，不吸取教训，明知故犯，不论从情理上说，还是从主观恶性和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上说，皮宗其的行为更为恶劣，也理应付出更大的代价。
无论是法律制裁，还是行政内部的处分，除了要让犯事者为其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之外，最大的价值还在于起到一种社会预警功能，也就是对那些潜在的同类者给予强大的心理威慑力，使其清楚地预知后果的严重性，从而不敢轻举妄动。为此，法律制裁和行政处分，必须要做到两点：一是力度要与其行为相符，要有足够的惩戒性;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体现出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一面。法律的更改成本较大，相比之下，行政处分更能实现其灵活性。深圳版“猥亵女童”案发生才不过一个月时间，台州版便出炉，已经显示对林嘉祥的处理起到的威慑效果有限，那么对皮宗其更加轻微的处分将会带来什么的社会恶感，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类似的处罚，一是表明目前的行政处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弹性太大，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公务员已然成了一个特权群体，怎么罚都是有底线的，不会轻易触及其根本利益——公务员的身份就是一个最好的责任缓冲器。不能不说，这才是最让人感到不可理解之处。《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务员应当具备良好的品行。第十二条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义务。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不得违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如果相关部门已经被认定一个公务员“在公众场所的不检点行为已严重损害公务员形象”，都无法得到相应处罚，那么法律到底为谁而设?谁还敢保证不出现下一个“猥亵女童”的公务员?[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