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孙东东教授因在接受媒体正式访问中谈到:“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舆论为之哗然已一周有余，弄得孙教授道歉也无济于事。
这样的言论受到抨击，自然不乏理据，因为批评者虽然不一定都与访民有过亲身交往，但是凭借常识就不难发现，即便部分访民“精神有问题”，表现出“妄想症状”，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那也是事出有因。所以孙教授至少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人所共知，中国的百姓，属于天下最善良族群之列（经常有人抒情:“多好的老百姓啊！”），其中那些身处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在偌大的国土上腾挪辗转、千里跋涉、风餐露宿？即便是所谓的“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不也就是寄望能找到一个能说说话的地方吗？而且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叫做“上访”，表明他们对可能的接待对象心存虔敬。
我想我只是反映了人们批评中的一般看法，没有任何惊人之语，但我想往前或往后走一步。我心中似乎油然而生了一种对孙教授的谢意，因为他让国人以和谐社会的愿景来重新反思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早日让上访现象绝迹吗？可以这么说，这个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是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不消失，我们谈论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就底气不足。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找寻一下上访现象产生之因。如果说历史遗留问题已属少数，那么近年来因拆迁、失地、下岗、医疗事故等产生于地方的新矛盾，本属于改革和发展中难免出现的现象。而改革和发展催生了法制，也令地方政府财力日增，有了调节社会冲突的机制和本钱。
何况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制度创新。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转变一个观念———变“截访”为“接访”，微调一个制度———在各地法院和信访办门外设置电铃，民众按铃告诉之后，有关方面就必须出面接待。而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些地方以“包干责任制”来派员截访，甚至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截访，这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只能造成损害，有形无形中加大了对中央政府的压力。[page]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倡导执政党和政府保障人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地方上随时接待访民就是对“四权”中的表达权的具体尊重，也是检验是否“执政为民”的具体标准之一。我们也乐见孙教授（无论他是否继续担任卫生部专家委员、司法鉴定室主任）对这种接待做“参与观察”和“抽样调查”，检验一下他所谓访民“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以及他们先有病、后上访的结论是否成立。（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