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现在的土地制度，有两种所有制形式，一种是国家所有制，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制。 其中农民集体所有制，界定的产权不清晰，带来了很多问题。
既然宪法规定，农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它就应该包含土地的使用、交易、处置和收益的全部权利。现在的问题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并没有体现出全部权利来，只体现了一部分权利，对农民主要体现在使用权上，对集体主要体现在发包权上。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 有了这个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无论是耕地还是集体建设用地，都必须征为国有才能出让，农民只能得到最高不超过农地常年产值30倍的补偿。 因此就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给农民30年的补偿，一年按每亩500元的纯收入来计算，补30年才补1.5万元。这样一亩地被从农民手里征为国有后，一转手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农民为这个问题意见非常大，上访得非常多，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农民和当地政府以及开发商的矛盾，实际上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有问题，是我们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法规规定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空子可钻，有利益激励。根本问题就出在农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个制度上。
我想，立法应该有长期性、延续性和稳定性，应该名实相符，也就是说，既然是集体所有，就应该是实际上的集体所有，既然不能实际上归集体所有，就不如取消这个制度。
我个人认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应该取消，因为它是从苏联拷贝来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加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一条虚空制度。从历史上看，从法理基础上看，公权利都是私权利的让渡，而不是对私权利的剥夺。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强迫之下产生的，1958年土地入社时，其实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从法理上看，既然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国家为什么又给“集体”制定一个30年的承包期呢?既然立法确立的30年不是“农民集体的本意”，也就没有法理基础，可以说这30年承包期的规定是违情悖理的。因此，现行的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应该废止。国家应该重新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明确土地的产权。
农民的土地实行永佃权好
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土地不适宜搞私有化，适宜搞永佃权。因为土地私有化包含了地面资产和地下资产，而现在的农村大体上是人均等份地承包土地，地上资产私有容易，地下资产私有难。永佃权既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永久归于国家，又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永远给农民，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出租、转让，也可以用于非农建设。英国的土地制度就是永佃制，我认为应该借鉴。如果这样确定，去掉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制度，明确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拥有永佃权，这样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就会弱化，农民自己对土地的爱护就会强化，对耕地的保护和生态环境投资的重视会从下向上形成。同时，土地的使用和流转也会活起来，对国家富强、农民致富都有莫大好处。[page]
农民的出路在于非农业
现代发达国家财富的分配比例，农业第一产业大约占5%，15%的财富在工业和加工业领域，80%的财富是在流通服务领域，也就是在第三产业产生。现在我国已经转向了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正在向现代化国家发展，可八九亿农民还在围绕着这5%的财富打转，这是没有出路的。有的学者担心，土地实行永佃权以后，或者土地私有化以后，农村会出现土地兼并，出现大地主。我觉得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一则，我们不怕城市出现资本家，而且资本家越大越好，为什么我们会怕农村出现大地主呢?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二则，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只有傻瓜才去当大地主，聪明人会当农业资本家或者农业企业家。比如我有2000多亩土地，它每年给我的贡献、收益，只有十万或者几十万元，但是我的加工业和服务业却能赚几百万上千万。所以，农业资本家或者农业的企业家们会以土地为基础，重点开辟的是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而加工业和第三产业才是农民的出路，也就是农民就业致富的地方。
无论如何，农民离开土地，向第二产业尤其是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是一个趋势，而且是一个必然。我们应该顺应这个潮流，而不应该再人为地因为担心农民失去土地而阻挠这个历史潮流。认为农民失去土地会没事干，是不切合实际的，是杞人忧天变成了杞人忧地。我们只有用经营城市的理念去经营农村，把开发区的政策给予农村，农村就会活起来，富裕起来，就会自然地形成若干个小城镇。农村小城镇的建设，不仅不会使耕地减少，相反会使农民集中，会使空心村重新变为耕地，当然，最重要的，是大部分农民会失去农民的身份，自主择业，农民会快乐富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