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能否以其财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在新《公司法》实施前一直存在争议，理论与实务界也在积极探讨。尽管随新《公司法》的颁布实施，有关公司对外担保能力问题的争议已尘埃落定，但为求法律适用的统一，似乎仍有探讨的必要。
《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从字面上看，该规定似乎不难理解，“不得”含有否定、禁止的含义，即本条规定的是禁止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既然法律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从事对外担保行为，那么如果其违反上述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了担保，该担保行为的效力如何？公司董事、经理可否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以外的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公司能否以其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这些问题均产生于上述法律的模糊规定。
《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是对董事、经理个人行为的约束，还是对公司担保能力的限制，对此问题，学者间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原《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是法律上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限制公司提供担保的理由有二：一是切实保护股东权益，避免公司财产因提供担保而招致被查封拍卖。此处所称保证，既包括人的担保如充当他人的保证人，也包括物的担保如以公司财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抵押。向他人提供担保有可能使公司受到重大不利，并因此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特别是，这种损害风险往往是公司事先无法预测和防范的，故公司风险与充当无限责任股东并无不同，这无疑会妨碍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普通商业公司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担保属于金融业的组成部分，普通商业公司无权涉足金融业，除非公司宗旨允许公司从事金融业或者明确规定可以对外提供财产担保……此条究竟为禁止公司提供担保，还是禁止董事及经理对外提供担保，理解上存有疑义，但应为禁止公司提供担保作同一解释。 [1]另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他们认为该规定并未禁止公司对外实施担保行为，只是禁止公司董事、经理对公司的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认为公司董事、经理可以以公司资产为非公司股东的法人组织的债务提供担保，并有权决定公司对外实施担保。 [2]
我们认为，《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的规定并非限制公司的担保能力，而仅仅是对公司董事、经理经营权限所作的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董事、经理违背诚信义务，为牟取个人私利而滥用担保职权，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众所周知，以公司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在会计学上被称为“或有负债”，尽管这种“或有负债”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实际负债，但这种负债风险却时刻存在。当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时，如果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必然从设定担保的公司财产中变价受偿。由于提供担保的行为大多是无偿行为，对公司来说难有法律上利益可言，而公司财产为股东出资及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所拥有债权之集合，如果对公司董事、经理提供担保的行为不作任何限制，必将导致因其滥设担保而使公司资产流失，最终损害的是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由是观之，限制公司董事、经理的越权担保行为，不仅包括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而且包括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因为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同样会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问题。因此，对《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的规定应作扩张解释。有学者认为，“由于法律没有禁止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其他公司或单位设定抵押担保，而从理论上说，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公司的资产有独立的支配权，因此，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他公司或者单位提供抵押担保是许可的，由此订立的抵押合同应是有效的。” [3]这种见解值得商榷。虽然在实践中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是因为公司董事、经理可以公司资产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而是因为法律并没有限制公司的担保能力，只要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的条件并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仍然可以对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4]那种如禁止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必将导致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行为被全面禁止，势必大大限制公司的融资渠道的担忧就显得多余。[page]
关于董事、经理违法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仅于原第214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责令取消担保，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将违法提供担保取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给予处分。”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董事、经理违法提供担保的行为并非无效，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只有在担保有效的基础上才能责令取消担保，否则，如果担保无效，也就谈不上什么取消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作为强制性规定，在性质上应属取缔规定而非效力规定， [5]它仅仅约束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具有约束公司的效力，更不具有约束公司债权人的效力。“分析该条文并作反对解释，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个人债务所提供的担保有效”。 [6]
尽管立法上对董事、经理违法担保的行为效力问题语焉不详，但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却作出了绝对无效的否定性评价。《担保法解释》第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上述解释，银行界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公司法》这条规定只是限制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活动，并不能影响公司对外的民事责任。换句话说，《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不允许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和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只是为了约束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防范道德风险，并不是为了规范法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发生了董事和经理以公司名义对公司股东和个人债务的担保行为，只是应对董事、经理个人行为进行处罚，并不应影响公司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说，担保本身并没有丧失法律效力。银行界的异议并没有改变最高法院的立场，就在《担保法解释》出台后一年，最高法院即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 中再次坚持并重申了其在司法解释中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公司的章程也规定公司董事会非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公司以赵裕昌为首的五名董事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表中福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因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 [7][page]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论述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问题时，认为《担保法解释》第4条以及“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是利益衡量的产物，体现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曹士兵指出，“在利益衡量上，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在公司担保问题上被置于较之债权保护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风风雨雨后的理性选择。原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6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裁决的‘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从价值取向上明确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从监管的角度和法律适用的角度，传达了在利益衡量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眷顾的理念。” [8]有的学者则对此提出不同主张，他们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利益衡量的误区，“在利益衡量问题上，最高法院也没有考虑其行为可能给银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不懂得尊重业内的意见的重要性。按照银行业的解释，企业正常的担保行为往往可以使企业投资者同时获益，并不是所有公司为股东担保的行为都会损害其股东的利益。根据银行的信贷实践，公司的担保行为往往发生于有关联的企业之间，否则，担保关系一般不可能发生，而最终影响企业的贷款融资的效率。由于对银行资产进行监督的主要力量应该是新成立的银监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化解银行业的风险，最高法院应该依靠银监会的力量来化解2700亿元的风险，而不是增加其风险。所以，最高法院对于在司法解释形成之前的2700亿元的信贷资产应该有所说明，这种解释必须是具体细致和语境化的，必须尊重业内已经形成的市场惯例。” [9]
关于公司的担保能力问题，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与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规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该条规定置于新公司法“总则”之中，而不是如原公司法那样置于“有限责任公司”一章的“组织机构”一节中，说明这一规定是对公司本身的规范，而不单单是对董事、经理的规范，同时也说明这是对所有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规范；二是其中的第二、第三款对公司是否可以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条件及程序如何，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其文字表述也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和争议。 [10]根据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这里的他人应指除公司本身以外的一切民事主体，既包括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也包括本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前提，如果章程没有规定公司可以提供担保，则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的组织及行为的基本规则的重要文件。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条件、限额、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将公司章程在工商登记中予以公示，即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有章程规定的条件下，公司对具体债务的担保决定还必须由其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章程对担保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情况下，即使经过了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也不能超过规定的限额。这是对公司对外担保能力范围的限制。新《公司法》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为一般人提供担保来说，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条件要严格的多，前者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均可，而后者则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董事会则没有此项职权，而且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时，被担保的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担保事项的表决。另外，新《公司法》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对其提供担保的条件以及决议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根据该法第12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page]
新《公司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担保能力问题亦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法第149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与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规定将限制对外担保的对象扩大到了董事以及包括经理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被担保的对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司股东、其他债务人，而是扩大到了一切民事主体，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不得以公司财产为任何人提供担保。而反过来说，如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是可以以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根据新《公司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对外担保，其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这里依然没有明确说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法对外担保的法律效力如何。我们认为，对于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应做与原《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相同的解释，即董事、高级管理人违法对外担保的，该担保行为并非无效。
可见，不论是原《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在公司对外担保能力问题上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即都允许公司以其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相互之间进行融资的客观需要。但是，由于原《公司法》对此问题上规定的模糊，导致了学者间的理解分歧，新《公司法》则在吸取学者建议的基础上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对外担保既包括人的保证，也包括物的保证（抵押、质押），因此，公司作为担保人，不论是为自身债务，还是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在新、旧公司法的框架内都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注释】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1]参见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2]朱谦：《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立法缺陷及其补救》，载《法学》，2002年第7期。
[3]郭明瑞、杨立新：《担保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4]当然，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对公司资产进行重大处置的行为，该行为必将增加公司的风险负担。因此，有必要严格限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5]史尚宽教授认为，强制性规定有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之别。其中，效力规定着重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规定则着重违反行为的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自法律规定之目的言之，惟对于违反者加以制裁，以防止其行为，非以之为无效者，此种规定，称为取缔的规定，与以否认法律之效力为目的之规定相对称。”“强行规定，是否为效力规定抑为取缔规定，应探求其目的以定之。即可认为非以为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为无效，不能达其立法目的者，为效力规定，可认为仅在防止法律行为事实上之行为者，为取缔规定。”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page]
[6]邹海林：“从《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说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金融担保法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文集（20003）》。
[7]参见2001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
[8]参见曹士兵：“我国法律对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限制”，载《中国民商审判》（200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296页。
[9]侯猛：“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功能：个案研究”，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10]蔡晖：“新公司法对公司担保的规范”，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5日。
来源： 北大法律信息网·王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