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限合伙是颇具法律个性的企业组织形式
所谓有限合伙，指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共同组成，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形式。
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一样，都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见，有限合伙与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有着截然区别。但有限合伙具备普通公司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例如，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也对公司债务复有限责任；区别在于，有限合伙中只有部分投资者（有限合伙人）享有有限责任待遇，而公司中的全体投资者都享有有限责任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有限合伙在某些国家（如德国、日本）被称为“两合公司”。在德国，合伙在许多方面被视为法人。例如，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24条之规定，商业合伙（无限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取得权利，设定义务，取得土地上的所有权和他物权，并可以起诉或者应诉。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公司仅限于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所谓的“两合公司”或者有限合伙。因此，在现有立法框架下，我国的一般合伙或者有限合伙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的民商立法和民事争讼立法开始较多地使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代称民事主体。其中的“其他组织”当然包括合伙（含有限合伙）在内。因此，合伙企业或者有限合伙企业可否成为法人，是我国民商法学界急需正视的一个理论问题。
有限合伙制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有利于极大调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资金充裕的企业或者自然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应对风格。有的人资金实力越强大，越是敢于冒险，愿意投资于普通合伙，愿意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的人资金实力越强大，越是趋于稳妥，不愿意投资于普通合伙，不愿意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于公司的经营者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负责，致使公司经营者有可能违背其应负的忠实与善管义务，不惜渔肉股东利益，谋求一己之私。此即公司治理实践中的经营者道德风险。而在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既享有对合伙事务的管理权，又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把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这就为普通合伙人殚精竭虑、提高有限合伙的经营绩效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避免或者降低了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因为，普通合伙人很清醒：如果由于自己的过错导致巨额合伙债务，自己要对此承担无限责任，甚至导致倾家荡产的结局。这也是有限合伙人信赖普通合伙人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之间不必相互信任，这就有助于有限合伙企业吸引较多的有限合伙人入伙，从而筹集更多的资本。[page]
其次，有限合伙有利于实现投资者与投知者的最佳组合，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富人的最大财富在于金钱资本，而智者的最大财富在于智慧资本。金钱资本的联合未必产生最佳的财富；同样，没有金钱资本的支撑，智慧资本自身也不会自动创造财富。一方面，资金实力殷实、但对特定经营领域一无所知的投资者迫切希望找到可信赖的经营专才实现资本增值、创造投资回报。另一方面，懂经营、善管理，但缺乏资金实力的经营专才对于投资者的资金望眼欲穿。为实现投资者与投知者的紧密结合，建立他们之间互相信赖的机制，立法者允许甚至要求他们之间预先达成一种利益安排：投资者扮演有限合伙人，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并按照略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但作为交换条件，放弃合伙事务管理权；投知者扮演普通合伙人，提供合伙企业的管理服务，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虽然出资较少，但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但作为交换条件，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这对经营专才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由于自身财力的不足，经营专才对于设立公司缺乏激情和冲动。又由于普通合伙中的所有合伙人都有权参与合伙事务管理，这些经营专才不愿对其他合伙人的错误决策导致的损失负责。而有限合伙制度使得出资较少的普通合伙人也能独揽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从而实现以小博大的资本放大功能。如此以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各得其所，这是普通合伙制度与公司制度都无法提供的一套独特游戏规则。
其三，从为投资者节约纳税的角度着眼，投资者采取有限合伙有利于避免双层征税，从而。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税法均对公司和股东分别征税，公司要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股利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对有限合伙本身不征税，仅对从有限合伙取得投资回报的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在德国，以公众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开展的特定经营活动还享有其他免税优惠。我国也取消了对合伙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做法，这对有限合伙的健康迅猛发展无疑是一大推动。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要想获得有限责任待遇、降低投资风险，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亦无不可；但投资于有限合伙的主要经济动因在于，合伙的税收优惠待遇要多于公司的税收优惠待遇。
其四，有限合伙的经营活动比公司的经营活动更具有保密性。凡是公司，都要满足起码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即公示要求。上市公司遵守的信息披露要求比起其他类型的公司来说更加严格。而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应当遵守的信息披露要求要比公司宽松得多，而且此种要求仅以满足合伙企业债权人和政府监管机构为限。在采用有限合伙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关注有限合伙经营业绩的潜在投资者要比上市公司的潜在投资者少得多。有限合伙的这种保密性，对于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当然具有吸引力。[page]
二、现行《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的禁止态度与地方立法的大胆突破
我国 1986年《民法通则》在第2章“公民 (自然人)”第5节用6个条款（自第30条至第35条）规定了个人合伙；又由于第3章规定了法人，可以这样理解：立法者将个人合伙视为自然人的子概念或者自然人的联合，属于法人之外的民事主体。围绕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自45条至第57条作了详细解释。 1997年《合伙企业法》则从企业组织的角度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企业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关系、入伙、退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等内容。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均不承认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
应当承认，有限合伙制度作为市场主体立法或者民事主体立法的一部分，根据《立法法》规定，理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应由地方性立法作出规定。但由于有限合伙具有普通合伙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北京、深圳等地的地方性立法陆续承认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例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日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在第三章（第53条至69条）专门规定了有限合伙。又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12月8日通过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也在第25条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组成。投资人为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资金管理者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2月21日颁布的《有限合伙管理办法》更是就有限合伙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规定。该《条例》共计17条。该《条例》颁布后，全国首家采取有限合伙形式的风险投资企业，即北京天绿创业投资中心宣告成立。由于有限合伙的名称登记不能采用“公司”字样，该有限合伙冠以“中心”之名也就在情理之中。该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是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经济建设发展总公司，他们分别出资4000万元和950万元；普通合伙人是北京新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出资50万元。
对于地方性立做法法突破现行立法、确认有限合伙法律地位的做法，仁智互见，聚讼纷纭。有的对此大加伐挞，批评该做法有违法治精神；有的对此予以支持，赞扬该做法的制度创新精神。笔者认为，上述做法固然不合法治精神，侵害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但在中央立法不允许、甚至禁止有限合伙的情形下，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为其创造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page]
实际上，《合伙企业法》在1997年被通过之前的草案规定了有限合伙，但因立法机关内部对有限合伙认识不一，最后只能忍痛割爱，将其删除。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立法动作，实在是合伙企业立法的一大缺憾。为了实现资本与经营管理知识的紧密结合，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备选企业组织形式，保护好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我国有必要在大胆借鉴国际惯例与经验的基础上，修改现行《合伙企业法》和配套立法，早日移植国外的有限合伙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刘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