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然而按照物权效力的一般原理，同一财产上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由于抵押权和质权均为担保物权，抵押权和质权具有相同的效力，原则上应以抵押权和质权设定的先后顺序受偿，抵押权和质权顺序相同的，按照抵押权和质权各自担保的债权比例清偿。
有人认为，在质权先于抵押权设定的情况下适用《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虽然会使质权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甚至有因为质押人将质物恶意再进行抵押而使其质权落空的危险，但其实质上体现了立法上鼓励抵押的价值选择，因为抵押较质押更能在满足担保之外发挥物的经济效益。也有人认为，质权以转移占有为公示方法，而何时转移占有难以确定，即质权设定的时间难以认定，而抵押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更为明确，更具有公信力，因此抵押权有优先于质权的效力。
笔者认为，《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适用范围应当仅为抵押权设定在先而质权设定在后的情况。因为质权的设定必须转移占有，债权人一般不会接受已设定了质权的财产为其债权作抵押担保，所以质权设定在先、抵押权设定在后的情况非常罕见。然而如上述案例中，抵押人已无其他财产担保，债权人接受先有质权负担的财产抵押时，是否按抵押和质押设定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也值得讨论。
有学者认为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不能影响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之质权，其理由在于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仅能向后发生”。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能对抗成立在先的质权，并不是其对抗力只能向后发生的缘故，而是因为质权以占有为公示方法，质权人占有标的物的效力应等同于抵押权人进行抵押登记的效力。
对上述第一种意见，笔者认为，诚然抵押被誉为“担保之王”，一方面可以担保债务履行，另一方面又可以发挥物的最大经济效益。但质押作为动产担保方式，是针对动产的特性而设计，在我国动产抵押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为鼓励抵押而牺牲质权人的利益欠妥。
对第二种意见，应当注意到在《解释》的上述规定中，经法定登记的抵押权和质权可以并存的“财产”应指动产。因此这就涉及到我国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我国现行的动产抵押担保制度不够完善，首先是配套登记制度，因登记上的随意，登记本身往往没有什么公信力；其次，关于动产抵押权在登记后的对抗效力，法律未规定其对抗效力的内容，能够对抗什么以及对抗的结果是什么。
在我国，动产抵押登记的主管部门五花八门，工商局动产抵押登记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8年12月3日修订的《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其中除了规定提交抵押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外，对于动产抵押物本身权利状况，仅有该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应审查用作抵押的动产是否重复登记，对于动产抵押物上无需登记的其他权利状况再无审查义务。因此笔者认为，很难说在实践中动产抵押登记的公信力就一定强于质押中质物转移的公信力。
按照物权的一般原理，成立在先的物权优于成立在后的物权，因此在同一财产上先设定质权的，原则上应当依质权在先、抵押权在后的顺序清偿。但是抵押权登记公示的时间是确定的，而质权的设定时间难以认定，担保人有可能在设定抵押后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质权设定在先为由，对抗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然而要推定担保人恶意必须有一定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比照担保法第四十九条关于抵押物转让时告知义务的规定，规定动产抵押时若抵押物上有质权负担的，担保人对债权人有告知的义务，否则便可以推定其是恶意的，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赔偿抵押权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