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起，劳动争议仲裁进入了完全“免费”的时代(以前仲裁收费300元)。而从2007年 4月 1日起，随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施行，劳动争议诉讼也每件只收10元钱(以前收50元)
“打官司不收钱，不打白不打。”这是很多劳动者的共识。这种思维方式与权利意识的增长和大量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出台，目前共同汇聚出劳动争议案件的集体“井喷”现象。浦东新区在试行免费仲裁以来，涉及几十元或者一二百元的小标的案件明显增多，劳动争议机构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维权还是滥用诉权
面对如此廉价的劳动争议司法程序，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维权，体现“司法为民”。但也有人认为，廉价的程序会诱使劳动者滥用诉权，这是对目前本已经紧张的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为此，有人士总结出四个问题：第一，劳动者滥用诉权，一些企业可能疲于应付;第二，随便“告状”，劳动争议调解难度加大;第三，劳动者一贯“算总账”，以至于矛盾长期积累，不利于化解矛盾;第四，仲裁“井喷”，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的质量恐难保证。笔者也不赞成将劳动争议司法程序做成“免费午餐”。
处理程序的主要问题
从发达国家劳动争议处理实践来看，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是劳动争议处理的基本程序.其中，80%左右的劳动争议都是通过协商、调解程序处理掉了，只有20%左右的案件会通过仲裁程序来处理，能够进入到诉讼的劳动争议案件往往只占不到5%的比例。
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整体上仍维持着“一裁两审”的模式，即先劳动争议仲裁，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诉讼涉及一审和二审程序。与此同时，国家立法还鼓励当事人尽量通过协商和调解程序来化解纠纷。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企业内的调解程序完全被虚化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涌向了劳动争议仲裁渠道，我国目前成倍增长的仲裁案件已经足以说明问题。鉴于仲裁不具有终局效力和自身公信力不高，大量的案件又涌向了诉讼渠道，估计有20%以上的仲裁案件会进入到诉讼阶段。但是，我国还存在一种通过“信访”来化解争议的途径，对此，很多学者将其概括为“体外循环，法外施恩”的有中国特色的机制。信访机制又在不断拷打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权威性。这就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主要问题之一。
之所以出现了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问题，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劳动争议程序被设计得太过廉价。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做出任何决策都要对将要产生的效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也同样如此。当事人在寻求争议解决时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花费的成本和获得的效益。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成本的角度看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当事人所花费的成本限定为“显性成本”，如仲裁费用、诉讼费等。在国外，处理劳动争议往往以调解、仲裁、诉讼为顺序。调解几乎是零成本，经过的程序越多，花费的成本也就越多，这可以避免滥诉、累诉、缠诉现象的发生。同时，随着处理程序规则的严格和复杂，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也越能保证。如果一方败诉，被诉方往往需要承担对方合理的成本。
但是在我国，情况正好相反。在2007年4月1日以前，调解费用为零，可接下来的阶段就正好和国外相反：仲裁费用300元，一审费用50元、二审费用50元，信访不要钱。如果你经常上访，大吵大闹，信访部门甚至会解决你的交通、食宿问题，这样信访成本倒头来是负数。而现在，调解、仲裁、信访都是免费的，诉讼也只收10元钱。这种表面上的廉价就给当事人不断缠诉、累诉的情况提供制度上的激励。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隐性成本”，或许劳动者对“打官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这些“隐性成本”往往较难计算，如当事人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成本、不确定的咨询及律师费用、因为矛盾长期积累带来的精神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调查显示，发生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在劳动争议案件结束后基本上都走向“分道扬镳”这条路。可惜，高昂的“隐性成本”却被低廉的“隐性成本”所掩盖。
从效益的角度看在国外，劳资双方力量对比较为均衡。因此，在调解阶段，一般争议双方会协商、甚至集体谈判，出于节约争议成本的考虑，或从稳定劳资关系出发，资方会作出较大的让步，于是劳动者会获利更多;在仲裁的阶段，仲裁的角色是化解社会矛盾，基本上会促使当事人双方作出一定的让步，这样劳动者获利会降低，此时劳动者也会考虑继续诉讼的成本问题;而在法院的阶段，法院的角色是执行法律，除了当事人的协议和集体合同外，法院更多的是依靠劳动标准来解决纠纷。而劳动标准较之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要求低，它是一个底线。因此，法院以此为标尺，劳动者获利会减少，相反，劳动者的成本却在增加。当然，继续诉讼的动因会是寻求程序和实体上的合法与公平。
但我国，情况也恰恰相反。目前，调解程序已经虚化，劳动者获利甚少。仲裁阶段，仲裁庭往往会从稳定社会关系出发，促使双方让步，劳动者获利增加，但因为仲裁效力不具有终局性，所以，诉讼会成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的选择。在法院阶段，法院现在的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特别是在劳动标准较高的情况下，法院作出的判决会使劳动者获利更多。另外，在诉讼过程中，特别是二审阶段，法院为了解决纠纷，避免劳动者上访，闹事，往往会逼迫用人单位作出更大的让步。其中道理很简单，用人单位是法人，是一种虚的社会矛盾实体，他们是不会闹事，也不会上访的。而一旦到了“信访”，劳动者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稳定压倒一切。信访在劳动争议解决链条中地位突出的症结也源于此。
对比成本和效益按现有的制度，劳动者经历的程序越多，其付出的成本越少，获得的利益也越多。在这种导向下，劳动争议成倍增长，仲裁程序虚化，群体矛盾突出，整体劳动关系不和谐应在情理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如国外发达国家那样的机制，即选择的争议程序越多，其付出的成本越多、获利越少，那么，劳动关系的协调基本上会停留在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即使发生争议，也基本上会在调解程序阶段得到解决，最后只有极少数的争议会进入到仲裁、诉讼的道路上来。而这恰恰是我国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
面对当前劳动争议的大量涌现，如何在宏观上调整调解、仲裁、诉讼的比例，实现劳动争议处理资源的合理配置，已经成为解决劳动争议问题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面对劳动争议处理这一特殊的产品，国家同样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对它进行调节，以达到合理分流案件，充分利用劳动争议处理资源，有效化解纠纷的目的。因此，笔者主张现行制度的调整应该形成一个成本阶梯。费用方面由低到高，调解是免费的，劳动仲裁收费较低，法院审理则费用适当提高。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引导劳动纠纷优先通过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