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不具体。现行《广告法》往往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解释，同时造成了执法上的差异。例如，使用“最佳”、“最高级”等违禁用语的广告经常被处罚，而诸如误导、表述不清、媒体资料不真实等同样违反《广告法》的行为，却因难以认定而很少被处理。
概念不清楚。对某一概念不做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如《广告法》中的“真实性”，目前没有人为“真实”下一个严谨的、法律意义上的定义，我们只是将不真实的广告称作“虚假广告”。
根据《广告法》第四条的规定，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欺骗”和“误导”是“虚假”的两种具体表现。这两种行为从字面理解都包含了“主观故意”。那么，事实虚假而非“故意”的广告属于虚假广告吗?实践中，很多美容院都在广告中吹嘘自己的神奇作用，尽管有很多人在投诉这些广告失实，但是美容师们仍然坚信自己超凡的手艺。
再如，“误导”属于虚假吗?如果是，那么“虚假”的范围将数十倍地扩大。例如，“意大利聚酯漆家具”既可以理解成“意大利生产的聚酯漆家具”，也可以理解成“用意大利聚酯漆刷的家具”，但是却很少有人将其与虚假广告联系起来。
罚则不科学。不论何种违法行为，在处罚上都是广告费的一倍至五倍，这显然违反了法律要“责罚对等”的基本原则。我认为，以广告费作为计算基数是不科学的，这等于在说违法广告的危害性是与广告费成正比的。
责任不太合理。目前在我国的广告管理体制中，有利益与责任成反比现象。从利益角度讲，广告主是虚假违法广告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最终受益者。但是从责任角度看，媒体几乎承担着全部的责任。而媒体发布广告活动仅仅是“兼营”而非“主业”，让它们去熟知所有行业的真实合法与否显然不现实，只有广告主最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